各國語言政策與區域營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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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人才賴國家語言政策

新政府上台，兩岸形勢有改善的契機，有不少論者認為，蕭萬長先生任閣揆時期所提的「九大亞太營運中心政策」仍值得再重新研究其可行性；也有論者認為，大陸各大國際都會紛紛興起，各有其國際後勤服務優勢，尤其香港的區域金融中心與集資中心；上海的海運中心；蘇州的高新技術產業 [k1] ；南韓的影視文化創意產業；新加坡、澳門的博奕娛樂產業；印度邦加羅爾等城市的服務業外包產業，紛紛崛起，台灣早已時不我與，喪失相關的競爭力。然筆者認為，一切事在人為。擬由最近韓、美、英、歐盟等國家新訂的「國家語言（教育）政策」，探討背後的深層目的——「培育國民全球化能力」。國家一旦能培育大量多元的全球化人才，政府只要提供運用全球化人才的制度與環境，相關人才自然能為產業開創新企機，無論發展高附加價值的區域營運中心、服務業外包或文化創意產業，都能具備國際競爭力，台灣西海岸的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也會連成一條具有競爭力的國際服務都會帶（Megalopolis，註1），國家安全策略也自然內蘊其中。

回顧新加坡語言政策

首先要把場景拉回去年9月15日，一場在台北舉行的全球化人力資本論壇，來自新加坡的黃昭虎博士，其演講的主要論點是：全球經濟競爭將會由國家之間轉為城市之間的競爭。目前不只新加坡與倫敦、東京、香港、紐約互相競爭，香港與上海，上海與北京之間都在競爭，大陸已打算規畫十一個大城市群加入國際競爭，台灣未來不能只依賴兩岸合作的策略來推動經濟，也應著手發展城市全球化策略，而城市全球化競爭的核心仍在於國際化人才的培育、招募與管理；簡言之，就是如何培才、徵才。黃昭虎曾參與新加坡政府的發展政策，他回憶六零年代，李光耀激進地要求南洋大學使用全英語教學，遭遇到強烈的反彈時，不惜關閉南洋大學；日後此一外語策略成功地協助新加坡供給推動東協（Asean，指東南亞國協）金融中心、會展中心、海空運中心等各項區域運籌中心所需的國際化人才，而沒有任何語言障礙。到了八零年代為了進軍中國大陸，且重新塑造新加坡的國家文化與價值核心時，李光耀又大力提倡「華人華語」與儒家文化；黃教授也曾經於李登輝總統任內來台，任教中山大學，為經建會獻策，當時即直言：台灣要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首要條件，即為外語建設，並開放國外金融人才（包括印度人、香港人、新加坡人等）來台工作，共同使用的第一語言必須是英語，否則如何與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接軌？

重視全英語作業避成大陸附庸

可惜當時台灣經濟表現如日中天，不太能感受全英語作業的重要性。可以由此推論，台灣一九九四年提出的各項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包括影視節目製作中心、媒體中心、航空城等，如要在2008年重新規劃，不能只依賴兩岸關係，否則遲早會遇到瓶頸而成為大陸的附庸，如果能以全球化市場為目標，自然能成為世界各大企業經營中國的跳板，而且能背靠中國，成為全球都會後勤服務鏈及產業加值服務鏈的重要環節。此則必須借鑑新加坡的案例，積極推動國家語言政策，所有政府、企業、大學的涉外職務，必須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所有大、中、小學語言教育政策，必須以「培育學生的全球化溝通能力」為檢驗標準，一綱一本或多本都是形式，最終的教育績效的關鍵在於能否把下一代培育成具備全球化能力的人才。

到底全球化能力的定義是什麼？評量全球化能力的指標又是甚麼？國外有哪些可供參考的範例？

大前研一對日本教改的建議

由於日本與台灣同屬儒教文化圈，教育制度、價值觀甚至補教產業等面向都有極大的同質性，因而，大前研一對日本教育的反省與建議對台灣教改特別具有參考價值。例如，他在「質問力」一書（註2）中提出：在批判政府前，要先問：『「日本今後的教育目標是什麼？」，在回答此問題前又必須先思考：「什麼是日本社會未來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因為了解此一趨勢才會知道該培育什麼樣的人才。他接著又問：「那麼，今後社會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與技能？」，這是文部省與反對派人士最應該思考的問題。他認為日本教育審議會將心思放在常用漢字該放入哪些字、英語教育要從小學開始…等，都是枝微末節。』此段的描述與台灣的一綱多本或一綱一本爭議令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他又接著連珠砲地發問：「教育應先問國家要培育什麼樣的人才？到底是培育IT人才，還是英語人才？還是我一直強調的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思考性人才？」，他在較早出版的「即戰力」一書（註3）中強調：「語言力、財務力和問題解決力是成為專業人才的三樣法寶，另外一項必須具備的能力則是使用資訊科技（IT）。」換言之，這些其實就是國民該具備的「全球化能力」。

跨越中文英文的雙語能力

語言力對台灣的學生而言可以簡化為雙語能力，就是跨越中文與英文的運用能力，而財務力應更廣義的解釋為「數字能力」，而解決問題的能力則是演譯、歸納、論理等研究與分析的能力。這些其實就是美國高中生畢業進入大學入學能力評量SAT Reasoning所專注的能力考試，包括數學、批判式閱讀（Critical Reading）及寫作三項測驗，而智識內容類的考試（SAT-Subject），包括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只是選項。學生不須學富五車，但不能不會研究，包括數字分析、文字分析及提出文字論述。因為有了科學的分析論述能力，學生自己就能選擇所需要的智識內容，現在SAT考試已改為電腦考，IT能力已是基本能力。相較之下，台灣98課綱把大學程度的經濟學都放進公民課內容中，智識門檻過高，連教師都無法充分掌握，這樣的課綱與教本合理嗎？台灣學測偏重「內容測驗」輕「能力測驗」，要同學們求畢業後成為具備獨立思考、判斷及能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人才，如同緣木求魚，就只能各憑造化了。日本國家競爭力的衰退應引為教改的借鑑，一綱一本或一綱多本之爭議轉移了教改焦點，根本問題還是要問：這些綱與本是否能提升國民的全球化能力？

李明博總統的國家語言投資

再參考今年1月30日韓國的CEO總統李明博的國家英語政策案例。他的選舉政見主張自2009年起所有中學英語老師都要用英語授課，最終目標是要讓高中生畢業後能無障礙使用英語。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新政府計畫在未來五年內編列4兆韓元預算（約合42億美金，或1350億台幣，大約是教育部5年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2.7倍）。

姑不論日後如何執行的細節與是否會有成效，值得探討的是李明博制定此一語言政策的動機或邏輯是如何形成的？追溯他的子女教育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他育有三女一子，如同大多有錢的韓國家庭，都就讀私立貴族學校（類似台北私立復興中、小學），都送到美國接受大學教育，投入子女的英文教育成本不能說不高，這種決心來自於他對全球化的認知與足夠支撐高學費的薪資。

不懂英文就很難生存

其實在競選期間，韓國總統兩大候選人李明博和鄭東泳都不約而同主張：「不懂英文就很難生存的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以往，此一英語教育的素質問題是由學生家長承擔，因而形成新的「英語階級」，通常社經地位越高的家庭，越有能力支持子女參加昂貴的英語學習課程，英語能力自然變好。子女英語能力好，就更容易找到高薪工作；反之，社經地位低的家庭，英語能力自然較差，子女則只能在不需要英語能力的低收入領域工作。依2007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MID）的調查指出，被評為外語能力世界第一的盧森堡去年的人均GDP達10.2284萬美元，名列世界首位。外語能力分列第二至第九位的丹麥、瑞士、愛爾蘭、新加坡、瑞典、荷蘭、比利時、挪威的GDP也在3.4萬至7.9萬美元之間。

韓國的外語運用能力名列世界44位，人均GDP僅達1.9624萬美元，因而，李明博主張「英語公共教育化計畫」，不僅是提高國家競爭力，增加國民所得，同時也是縮短貧富差距的均富政策，要替每個家計單位增加國民所得是很難的事，但如果每個家長不必送小孩去補習英文，全國家庭將節省14兆韓元（約為112億美金），何況長期而言，投資於此一政策，韓國國民所得依簡化的推理可能追上第五名的新加坡，達人均GDP美金4.97萬元（依據IMF今年4月發布的訊息），是一項影響韓國下一代命運的改造工程。果然CEO總統的腦袋與一般公務員腦袋打的算盤不一樣，無論這項計畫細節產生多少爭議，執行困難如何，都值得台灣新政府密切注意，絕不能抱著看笑話的心情作壁上觀，如果台灣以培育全球化人才為未來發展的核心政策，將再度與韓國交鋒，棋逢敵手，能不慎乎！

美國的國家語言政策之一

場景拉到2001年，布希總統初上任時，通過了「把每個孩子都帶上來(NCLB：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由教育部民權辦公室（OCR：Office for Civil Rights）推動為低英語能力的學生提供教育服務的政策。相對於柯林頓總統任內提倡的三E教育主軸：Excellency、Equity、Equitability而言，布希總統的政策較著重在語言弱勢族群，尤其是移民族裔，甚至包括偷渡移民的小孩在內。依據1990年的統計，美國有630萬學齡兒童（5~17歲）是語言弱勢。美國教育部估算至少有350萬孩童因英語能力不足影響了有效學習各項學科的能力。這一情況會導致功課跟不上，甚至退學。許多學生因此無法接受更高的教育，也缺乏就業技能，將來更有可能轉為高犯罪族群。如果此一語言能力問題能夠解決，這些學生就能受惠於學區所提供的完整教育課程。

台灣新移民的語言教育

台灣目前外籍新娘及其子女所衍生的新移民問題，與美國的移民問題大同小異。依內政部統計，2004年全國新生兒之中，新台灣之子已佔13.2%，到了就學年齡後，絕大多數學童都會遇到語言障礙問題。其實，台灣不必搞出太多教改花招，只要參考美國的NCLB教改法案，立法提供弱勢兒童額外的語言補救課程，就能改善這些弱勢新台灣人的前途。此外，我們也要打破能力分班的迷思，能力分班不應該是以升學為導向的惡性能力分班。在語言學習方法中，EFL及ELL（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的語言學習本來就應針對不同能力的學生分級評量（Placement Test），以做分班依據，再量身設計不同課程、教材、教學法，因材施教、循序漸進。這樣的良性分班措施，本質上也可以是關懷弱勢的有效學習方式，語言弱勢同學更需要優秀的老師、更高的成本，事在人為，政府應在正規教育中更積極地編列「一個孩子都不能落後」的預算，應用公資源提供此一良性分班規劃，並透過管理與獎勵措施，將更優秀的老師與資源逆轉分配給更需要的弱勢族群。

美國的國家語言政策之二

回首2003年，美國現代語言協會成立了外國語文特別委員會，由新當選的理事長Mary Louise Pratt兼任主委。委員會在2004年負責調查「911所造成之美國語言危機及高等教育中外國語文學習應改變的新架構」（註4），並於2006年提出報告，向美國聯邦機構贊助的活動、專業協會及大學做了多次簡報。之後美國國務院於2006年1月5日由布希總統親自主持，召開了專題會議，參加者包括國務卿萊斯、國防部長錢尼、CIA代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以及來自全美各大學，包括哈佛、史丹佛、耶魯、喬治城等大學的校長和語言教育專家、學者，布希總統發布了「美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方案或措施）」（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將中、俄、波斯及阿拉伯的語言列為戰略語言。

報告的結論與一般大眾認知相反，美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軍事行動，5年來傷亡4000人，遠大於波灣戰爭期間的200多人，主要原因不是由於開打組織或當地恐怖分子，而是肇因於與當地居民之語言隔閡，因而建議美國政府應該重視關鍵外語的學習，重新訂定各級學校語言教學重點及教學改革方案，尤其是針對美國高等教育，應重新制定大學生主修語言的學習目標為：「培育跨越語言與文化的能力（trans-lingual & trans-cultural）」；改造大學的語言課程，結合人文課程，包括文化、歷史、地理的跨文化結合，使之成為廣義的語言學習法。

美國語言教育政策值得台灣借鏡

探討美國未來高等教育的著名學者Daniel Yakelovich認為，在未來十年，美國高等教育必須回應的五大首要工作之一就是：「了解其他文化及語言的需求」，而且在態度上應「減少種族優越感，少一點恩賜別人的高姿態，少一點漠視別人存在的樣子，少用二分法判斷其他文化，盡量與其他世界融洽相處。」美國參議員Daniel Akada也做了類似的論述：「美國人需要向世界打開大門，如果想要解決當前複雜的問題，必須從他人的雙眼去看待這個世界。」偉哉斯言！這不只是美國也應該是全球所有強權或優勢文化，包括英國、俄國、歐洲、中國，甚或台灣應有的高等教育語言學習倫理。唯有各國菁英人才具有此一跨語言及跨文化素養與心態，文明的衝突及霸道的全球化問題才能緩解。

回顧布希總統八年的政績，對外窮兵黷武、抗拒京都議定書，在國內發生次貸危機，經濟瀕臨崩潰，被認為是美國有史以來聲望最差的總統，然若不以人廢言，布希總統倡導的「把每個孩子都帶上來」的教育政策及「國家安全語言計畫」則是罕見的長治久安之良策，值得各國借鑒與學習。台灣語言教育政策的目標不只是向韓國學習追求國民人均收入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也應進一步培育菁英國民的「跨語文（trans-lingual）」思考能力及跨文化（trans-cultural）人文學習能力。

英語是印度的優勢英國的劣勢

90年代電腦軟體產業興起，1993年之後網路投資如火如荼展開，矽谷流行了IC的另一種語彙，IC除了指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之外，「I」也是指Indian，印度裔工程師；「C」則是指Chinese，華裔工程師，兩大族群人才分據軟體、硬體兩大產業外包鏈的上游產業。印度因而意外的找到一條跳躍式的產業發展模式——軟體外包，幾年發展之後，軟體外包再延伸到服務業外包，印度龐大的外包產業 (outsourcing)，其成功的關鍵來自大家公認的最大優勢：「龐大而廉價的流利英語人口」。當然，印度英語優勢不是來自國家的英語政策，而是來自殖民歷史的遺產。除了發音帶有腔調外，印度知識份子的英語能力幾乎等同母語，印證了格魯曼（Paul A. Krugman）認為英語能力是創造經濟優勢兩大支柱：「全球化」和「網路化」的原動力，伴隨兩種原動力的蓬勃發展，擁有較多具英語能力人口的國家自然擁有優勢。

英語做為世界語的危機

弔詭的是，英國近年來的政策研究論述反而認為英語能力已成為英國的一種劣勢。本刊另一篇論文，陳超明教授的大作：「英國的語言政策──台灣的觀點」，文中就列舉了「英國帝國」書中許多英國有識之士的反省，例如「大衛˙克里斯托在《英語帝國》(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1977)書中，探討英語成為全球語言的歷史及文化成因時，也不諱言地提出英語做為全球語言的危機。

依其見解，理由有三：一是語言的壟斷力量，二是語言的自滿，三是語言的死亡。所謂語言的壟斷力量指的是掌握英語能力的菁英份子很容易取得發言權與文化主控權；語言的自滿則意謂著英語為母語人士越來越習慣以自己的母語為唯一的溝通語言，喪失了學習他種語言與文化的機會，第三個危機則是指英語一旦成為世界語 (a lingua franca)，必然加速其他少數語言的死亡。」(註5)

獨尊英語的企業遭遇困境

大英國協前秘書長Sridath Ramphal也在一九九六年英語協會的世界年會中指出：「在這世界上因為母語是英語而發跡是很簡單的事，所以我們變得懶得學習其他語言……我們需要加倍努力。英語或許是世界語言，但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語言，我們要成為全世界的好鄰居，就得更謙卑的對待其他語言，更勤勉地培養（學習）其他語言的知識。」他呼籲英國人要多學習外語。

英國政府和企業界也不斷提出類似看法。根據2005年歐盟委員會的一項多語言策略報告，半數的歐洲人會使用至少一種外語與人溝通，而在英國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英國人有此能力。英國語言教學資訊中心發現，三分之一的英國出口商因語言能力不足而錯失商機。獨尊英語的企業在亞洲及東歐的國家逐漸遭遇語言困境。

香港「母語教學」政策的檢討

公共政策應不斷地做局部實驗研究，觀察利弊得失，而非依據理想或少數人直覺而貿然全面實施，語言政策也不例外。最近香港中大教育學院團隊所做的「中學語言指引實施之評鑑研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計畫研究人曾榮光教授?的觀點可做為未來處理台灣教改爭議的參考。他認為，做為公共政策的研究計畫，引起廣泛的討論屬於研究過程不可或缺的步驟，公共政策研究不應只是研究者向政府提供資料和建言，也應該為參與政策討論的大眾提供資料。

中大教育學院研究的主題為針對香港新政府2005年採取中學母語（指普通話）教學（簡稱中中）與英語教學（簡稱英中）採取分流實施政策後，教學成效的差異研究。該研究涵蓋了高考首3屆中學生的2屆，並包括了3.6萬名初中生，3萬名會考生和1萬名會考生。研究報告第三段顯示：實施語文分流政策後，首兩屆入學的中學生當中，在爭取大學教育機會上，中中生明顯地落後於英中生；在學業成績表現上，中中生的初中學科（即綜合科學與社會科）成績相對於背景相仿的英中生有顯著的增值（指分數更高）。但隨著學生進入會考以至高考階段，中中生在初中階段的學科成績優勢，就逐漸減少，終至消失。

研究結果顯示應堅持母語教學

研究結果顯示，新政府努力推動的母語教學在初中時輕鬆快活，卻未能於高中時轉化成更好的成效，尤其是在英語學習成績上，中中生隨著年級升高而與英中生落差越來越大，在會考及高考的英文成績遠落後於英中生，嚴重影響大學的入學機會。特區政府教統局於2005年在其工作檢討小組報告中，對香港的語文政策做了如下的結論：「對所有學生，母語是最有效的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能有效地貫徹教育目標，因此，中學教學語言應以持續落實母語教學為方向。」簡言之，「堅持母語教學」就是特區政府的教改基本政策。

語言教學政策不應非此即彼

中大長期追蹤香港語文政策，研究結論認為語言政策的成效並非單一因素造成的，因為，至今香港還存在著不同的母語定義，1997年回歸後，以廣州話為主的社區母語在政治上如何與以普通話為主的全中國母語溝通，在經濟上又如何與以英語為主導的全球化體系接軌，亦即三語二文問題是香港制定語言政策所面對的矛盾問題。加上香港90%小學是中文小學，8所高等學府是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中學夾在小學與大學之間，該採用何種主流教學語文，的確矛盾萬分不知何去何從。因而他相信教學語言政策必須檢討與修訂，且不能走簡單化「非此即彼」的母語或英語策略，而是為不同入學水平的學生及中學畢業後不同出路的學生提供不同的（為期六年）雙語沉浸（Immersion，註6）課程。

台灣在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實驗中學時也面臨同樣的語言問題，幸好當時園區管理局向教育部力爭，以雙語體制的實驗中學模式設立。否則高科技人才能否有如此高的意願回國到園區投資或工作，能否形成今日台灣高科技產業帶，則大有疑問。

結語

我們蒐集了以上的其他國家的語言政策案例，野人獻曝以供關心教改的先進參考。本文結語擬借用曾榮光曾引述美國社會學家James S.J. Coleman對研究結果引起的社會效能所做的謙卑陳述：「政策研究成果不可能提供絕對的結果，以平息政策的爭論；它亦不可能提供秋毫無誤的行動綱領，足以取代利益團體間的政治角力；政策研究結果充其量只是眾多投入政策議論的其中一項資訊，它只能增加政策議論的透明度及開放性，並協助拓展政策議論的視野，使更多社會團體得以有效地伸張他們的理念與利益」，適足以印證劉兆玄院長的論點：「教育政策見仁見智，所以不能搞革命」而應「不停改，不停微調」。筆者認為應該補加一句：教育政策應不斷的研究、實驗、調查、評估成果、再改正，以追蹤政策效果及檢驗這些社會團體的理念與利益是否正確或有所不足。

作者簡介

甯耀南

現職：ETS台灣區代表副總經理兼研究室主任

社會大學、全球華商學院及文山社區大學講師

學歷：大同工學院機械系、東吳大學經研所

陳英輝

現職：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院長

學歷：美國馬里蘭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經歷：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主任

專長：維多利亞文學、英國小說、文化研究、專業寫作

附註：

註1：Megalopolis，都市經濟圈。希臘字，意即「巨大城邦的集合體」，1959年法國地理學家J. Gottmann所提出，以美國東北的都會帶為例，形容由華盛頓經費城、紐約到波士頓的都會走廊，他並且定義Megalopolis人口至少要2500萬，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0~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