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語言政策-台灣的觀點


 

       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引用狄更斯作品《丹比父子》的一段話,顯示十九世紀英國中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下,所造成的文化心態,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這種霸權心理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下,儼然透過語言的優勢(尤其是英語成為全球語言的同時),再度讓以英語為母語的英國人或是美國人,建構了一個以英語為中心的英語帝國。

       大衛˙克里斯托在《英語帝國》(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這本書中,討論英語成為全球語言的歷史及文化因素,不可諱言地提出此全球語言的危機,一是語言的壟斷力量,二是語言的自滿,三是語言的死亡。所謂語言的壟斷力量指的是掌握英語能力的菁英份子很容易取得發言權與文化主控權;語言的自滿則指出,英語的母語人士越來越習慣以自己的母語為唯一的溝通語言,喪失了學習他種語言與文化的機會;最後一個危機則是加速其他少數語言的死亡。

 

英國語言學習政策出現危機

       當英國人逐漸習慣英語的世界語地位,一些英國語言教育學家也感受到英國在語言學習政策上的危機。大英國協前秘書長Sridath Ramphal在一九九六年月英語協會的世界年會中,指出:「在這世界上因為母語是英語而發跡是很簡單的事,所以我們變得懶得學習其他語言……我們需要加倍努力。英語或許是世界語言,但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語言,我們要成為全世界的好鄰居,就得更謙卑的對待其他語言,更勤勉地培養其他語言的知識。」(引自《英語帝國》)。

       呼籲英國人多學習外語,不僅來自學者菁英的警告,英國政府及企業界也不斷地提出一些看法。根據2005年歐盟委員會的多語言策略報告,半數的歐洲人會使用至少一種外語與人溝通,而在英國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英國人有此能力;英國的語言教學資訊中心發現,三分之一的英國出口商因語言技巧不足而錯失商機。獨尊英語的企業在亞洲及東歐的國家逐漸遭遇語言困境。(克里斯托,頁41)。

       面對英語的全球優勢以及這種優勢所帶來的危機,英國在歐盟的多語化政策下,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語言問題,尤其是外來語言的學習與使用,甚至於跟隨語言所建構出來的文化政策問題,正是本文討論的要點。

 

英語的獨尊地位與多語言政策

       愛德華滋(John Edwards)在《語言、社會及同一性》(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fy)一書中論及語言與族群組成的關係時,指出語言常被視為種族自我認同的重要支柱,而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在傳統歷史上都會支持族群語言的純化(頁71)。但是隨著族群的移動或是新興族群進入舊有族群,以歐美國家為例,語言的單一性就變成不可能。在歐洲大陸由於國界不明顯且歷年來的戰爭及族群重組,造成語言的多元化。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也有類似情形。所謂語言文化的多元主義在多族群的國家中,更加受到重視。英國長久以來,除了早期少數法語及德語人士進入皇室,基本上在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成立以來,已確立英格魯撒克遜的主導地位,以英語為其主要語言。雖然英國並未在法律架構下將英語訂為官方語言,但其語言符號的標記,已成為UK或是Great Britain的主要溝通工具。

 

傳統英國文人的自我優越性

       任何研究歐洲文化的學者一定會討論歐洲的多元文化與多語言政策,然而對於獨立歐洲大陸之外的英國,在英語全球化的優勢之下,其多元語言政策是否得到應有的重視,值得我們注意。傳統的英國學者或文人,對於英語的獨特性與優越性,有其歷史的因素。英國自十六世紀以來,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紀,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造就了英語文化的自滿與驕傲,即時最有自我反省能力的英國文人與知識份子如Samuel Johnson及Matthew Arnold等人對於英語這個語言與文化都充滿了自信,而對外來文化都抱持一種對待野蠻人(barbarianism)的高傲。而Anglo-Saxon在政治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也讓蘇格蘭及愛爾蘭的語言文化受到長期的漠視。要到了二十世紀的初期,愛爾蘭的文藝復興運動,才對愛爾蘭的傳統語言Gaelic賦予嶄新的文化意義。蘇格蘭高地的方言也僅能在少數的文學作品中呈現。到了二十世紀末期,英語不僅在世界取得其優勢,在英國本土也成為多種族群的單一語言。

 

歐盟期望會員國居民會兩種以上外語

       歐盟在2005年針對多語言政策發表了A New Framework Strategy for Multilingualism。對於歐盟的會員國來說,語言的多重性是其必須解決的文化與政治議題。為了消除彼此之間的歧異與容納彼此之間的差異,其委員會提出了多語言主義(multilingualism)。其基本主張是來自對歐盟本質的認知,認為歐盟是個多元的整合個體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of cultures, customs and beliefs—and of languages”,他們認定了23種歐盟官方語言,並且訂定了多項多語言推行政策,以在學習初期教授至少兩種外語為其目標。(“at least two foreign languages to be taught from a very early age”),並希望其會員國的居民都能運用至少一種外語與他國人民溝通。這樣的目標其實在歐陸很多已開發國家,不難達到。但以數據來看,英國是在所有的歐盟國家中表現較差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英國人會說外語。表現最好的是盧森堡人,有超過99%會說母語以外的語言。(頁3~4)。

 

英國語言政策與行動綱領

       針對歐盟的多元語言政策,英國的教育部門(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於2002年推出了全國語言策略(National Languages Strategy),訂出了未來語言的學習策略,其不僅針對小學、中學、大學,甚至於涵蓋社會人士的終身學習,其檢驗年限訂在2010年。英國小學必須引進外語學習及文化,要求小學的高年級(Key Stage 2)必須學習一個外國語及接觸他國文化,主要以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為主。在進入中學後,繼續加強其外語學習並與其未來課程及專業學習結合。這些語言學習的策略也包括課程設計、教師訓練引進及國際接軌(International Links)的計劃(如Anglo-German, Anglo-Russian, Anglo-Japanese, Anglo-Chinese, Anglo-French等計畫)。此外此全國性計畫也規劃所謂語言階梯(Language Ladder)配合現存的全國語言標準及歐盟的共同語言架構,訂定個人學習的外語能力指標。劍橋大學的地方考試中心(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將提供此項能力檢定的測驗。除此之外,此項政策還設計了對社會人士終身學習的外語計畫(Progress o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s Strategy)。

 

全民學外語 終身學外語

這個國家語言策略的詳細規劃書最後提出了其未來進行的工作:

1. Launch national pilots of the Key Stage 2MFL Framework and the Languages Ladder;

2. Develop a training model for teaching assistants in languages;

3.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imary languages teacher trainees to 580;

4. Support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Key Stage 3MFL Framework;

5. Make available a range of promotional materials on languages targeting teenagers (Languages Work);

6. Support and popularise alternative routes for language learners post 14;

7. Promote language learning in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8. Develop strong regional and local networks in support of languages. (p. 27)

 

       英國教育及技術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於2002年的另一篇報告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 A Strategy for England中也強調以外國語溝通在其社會及全球經濟發展上非常重要。其視野如下:

Our vision is clear—we must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early language learning to harness children’s learning potential and enthusiasms; we must provide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equip our young people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acc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world of travel and work; we mus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lifelong language learning; we must recognise language skills as central to breaking down barriers both within this country and between our nation and others. (p. 4)

       這段聲明主要的重點除了強調外語的重要性外,主要是要從小培養英國人重視外語學習及外國文化的接觸,而且將此外語學習成為終身學習的一部份,所謂的「全民學外語;終身學外語」。

 

       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引用狄更斯作品《丹比父子》的一段話,顯示十九世紀英國中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下,所造成的文化心態,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這種霸權心理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下,儼然透過語言的優勢(尤其是英語成為全球語言的同時),再度讓以英語為母語的英國人或是美國人,建構了一個以英語為中心的英語帝國。

       大衛˙克里斯托在《英語帝國》(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這本書中,討論英語成為全球語言的歷史及文化因素,不可諱言地提出此全球語言的危機,一是語言的壟斷力量,二是語言的自滿,三是語言的死亡。所謂語言的壟斷力量指的是掌握英語能力的菁英份子很容易取得發言權與文化主控權;語言的自滿則指出,英語的母語人士越來越習慣以自己的母語為唯一的溝通語言,喪失了學習他種語言與文化的機會;最後一個危機則是加速其他少數語言的死亡。

 

英國語言學習政策出現危機

       當英國人逐漸習慣英語的世界語地位,一些英國語言教育學家也感受到英國在語言學習政策上的危機。大英國協前秘書長Sridath Ramphal在一九九六年月英語協會的世界年會中,指出:「在這世界上因為母語是英語而發跡是很簡單的事,所以我們變得懶得學習其他語言……我們需要加倍努力。英語或許是世界語言,但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語言,我們要成為全世界的好鄰居,就得更謙卑的對待其他語言,更勤勉地培養其他語言的知識。」(引自《英語帝國》)。

       呼籲英國人多學習外語,不僅來自學者菁英的警告,英國政府及企業界也不斷地提出一些看法。根據2005年歐盟委員會的多語言策略報告,半數的歐洲人會使用至少一種外語與人溝通,而在英國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英國人有此能力;英國的語言教學資訊中心發現,三分之一的英國出口商因語言技巧不足而錯失商機。獨尊英語的企業在亞洲及東歐的國家逐漸遭遇語言困境。(克里斯托,頁41)。

面對英語的全球優勢以及這種優勢所帶來的危機,英國在歐盟的多語化政策下,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語言問題,尤其是外來語言的學習與使用,甚至於跟隨語言所建構出來的文化政策問題,正是本文討論的要點。

 

英語的獨尊地位與多語言政策

       愛德華滋(John Edwards)在《語言、社會及同一性》(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fy)一書中論及語言與族群組成的關係時,指出語言常被視為種族自我認同的重要支柱,而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在傳統歷史上都會支持族群語言的純化(頁71)。但是隨著族群的移動或是新興族群進入舊有族群,以歐美國家為例,語言的單一性就變成不可能。在歐洲大陸由於國界不明顯且歷年來的戰爭及族群重組,造成語言的多元化。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也有類似情形。所謂語言文化的多元主義在多族群的國家中,更加受到重視。英國長久以來,除了早期少數法語及德語人士進入皇室,基本上在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成立以來,已確立英格魯撒克遜的主導地位,以英語為其主要語言。雖然英國並未在法律架構下將英語訂為官方語言,但其語言符號的標記,已成為UK或是Great Britain的主要溝通工具。

 

傳統英國文人的自我優越性

       任何研究歐洲文化的學者一定會討論歐洲的多元文化與多語言政策,然而對於獨立歐洲大陸之外的英國,在英語全球化的優勢之下,其多元語言政策是否得到應有的重視,值得我們注意。傳統的英國學者或文人,對於英語的獨特性與優越性,有其歷史的因素。英國自十六世紀以來,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紀,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造就了英語文化的自滿與驕傲,即時最有自我反省能力的英國文人與知識份子如Samuel Johnson及Matthew Arnold等人對於英語這個語言與文化都充滿了自信,而對外來文化都抱持一種對待野蠻人(barbarianism)的高傲。而Anglo-Saxon在政治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也讓蘇格蘭及愛爾蘭的語言文化受到長期的漠視。要到了二十世紀的初期,愛爾蘭的文藝復興運動,才對愛爾蘭的傳統語言Gaelic賦予嶄新的文化意義。蘇格蘭高地的方言也僅能在少數的文學作品中呈現。到了二十世紀末期,英語不僅在世界取得其優勢,在英國本土也成為多種族群的單一語言。

 

歐盟期望會員國居民會兩種以上外語

       歐盟在2005年針對多語言政策發表了A New Framework Strategy for Multilingualism。對於歐盟的會員國來說,語言的多重性是其必須解決的文化與政治議題。為了消除彼此之間的歧異與容納彼此之間的差異,其委員會提出了多語言主義(multilingualism)。其基本主張是來自對歐盟本質的認知,認為歐盟是個多元的整合個體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of cultures, customs and beliefs—and of languages”,他們認定了23種歐盟官方語言,並且訂定了多項多語言推行政策,以在學習初期教授至少兩種外語為其目標。(“at least two foreign languages to be taught from a very early age”),並希望其會員國的居民都能運用至少一種外語與他國人民溝通。這樣的目標其實在歐陸很多已開發國家,不難達到。但以數據來看,英國是在所有的歐盟國家中表現較差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英國人會說外語。表現最好的是盧森堡人,有超過99%會說母語以外的語言。(頁3~4)。

 

英國語言政策與行動綱領

       針對歐盟的多元語言政策,英國的教育部門(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於2002年推出了全國語言策略(National Languages Strategy),訂出了未來語言的學習策略,其不僅針對小學、中學、大學,甚至於涵蓋社會人士的終身學習,其檢驗年限訂在2010年。英國小學必須引進外語學習及文化,要求小學的高年級(Key Stage 2)必須學習一個外國語及接觸他國文化,主要以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為主。在進入中學後,繼續加強其外語學習並與其未來課程及專業學習結合。這些語言學習的策略也包括課程設計、教師訓練引進及國際接軌(International Links)的計劃(如Anglo-German, Anglo-Russian, Anglo-Japanese, Anglo-Chinese, Anglo-French等計畫)。此外此全國性計畫也規劃所謂語言階梯(Language Ladder)配合現存的全國語言標準及歐盟的共同語言架構,訂定個人學習的外語能力指標。劍橋大學的地方考試中心(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s Syndicate)將提供此項能力檢定的測驗。除此之外,此項政策還設計了對社會人士終身學習的外語計畫(Progress o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s Strategy)。

 

全民學外語 終身學外語

這個國家語言策略的詳細規劃書最後提出了其未來進行的工作:

1. Launch national pilots of the Key Stage 2MFL Framework and the Languages Ladder;

2. Develop a training model for teaching assistants in languages;

3.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rimary languages teacher trainees to 580;

4. Support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Key Stage 3MFL Framework;

5. Make available a range of promotional materials on languages targeting teenagers (Languages Work);

6. Support and popularise alternative routes for language learners post 14;

7. Promote language learning in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8. Develop strong regional and local networks in support of languages. (p. 27)

 

       英國教育及技術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於2002年的另一篇報告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 A Strategy for England中也強調以外國語溝通在其社會及全球經濟發展上非常重要。其視野如下:

Our vision is clear—we must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early language learning to harness children’s learning potential and enthusiasms; we must provide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equip our young people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acc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world of travel and work; we mus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lifelong language learning; we must recognise language skills as central to breaking down barriers both within this country and between our nation and others. (p. 4)

       這段聲明主要的重點除了強調外語的重要性外,主要是要從小培養英國人重視外語學習及外國文化的接觸,而且將此外語學習成為終身學習的一部份,所謂的「全民學外語;終身學外語」。

 

語言與主體認同的矛盾

       英國的這項語言政策,對於英國政府及學界來說,可說是一項所謂二十一世紀改造英國人思維的重要教育措施。(An Educational Strategy to Transform the National Thinking and Culture)。英國人長久以來滿足於以英語為母語的優勢地位,他們在歐盟多元文化與多元語言的趨勢下,開始走出其語言的象牙塔。藉助於全球化的經濟與人才的流動下,英國教育學者及政策決定者,深深覺得英國的第二語言政策正是未來決定全球競爭的一項重要利器。有趣的是,在全球化的氛圍中以及歐盟的政策整合之下,英語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全世界越來越多國家將英語訂為該國學生初學的第一外國語或是第二語言,而英語的母語國家,英國,將其語言政策定位在全民終身學外語上。這種語言的多元化及超出本體認同的作法,似乎與早期的語言民族國家主義觀念大相逕庭。德國的十八世紀的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ired Herder)認為語言是群體認同的重要工具,之後的德國語言與社會學家大抵認同此種看法,認為人是由「語言來決定的而非語言由人來形成。」(愛德華滋,35-40)。

 

兒童均具備學習兩種以上外語的能力

       這種語言的群體論造成十九世紀以來各國對自己語言的淨化運動,推展所謂的國族語言的主體認同。然而多元語言與文化政策無疑地打破了這種語言主體認同的古典理論。簡單地說,小孩從很小的階段開始學習多種語言,是否會模糊了其對自己國家或是族群的認同呢?也就是早期(如小學一、二年級)的外語學習,是否對於其本國文化的學習產生干擾?越來越多的歐洲多語教學的研究顯示,小孩子都有學習兩種以上外語的能力,而其對本國文化的瞭解,反而因為與外國語言文化的衝擊與對話,更能深入地反省及吸收本國或是本族群的文化與語言內涵。啟蒙時期的語言純化或是淨化(僅學習母語的單一學習),對於小孩未來的多元文化學習並非有利。

 

多元文化為生產創意與生產力的平台

       如果我們認同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是未來人類應該共同維護的信念,而且在全球化的經濟與文化流動下,多元文化與價值可說是產生創意與生產力的最佳平台。而多元的語言學習政策,正是這種多元文化主義的重大策略工具。英國從早期的英語優越感,到全球英語熱的浪潮下,逆向操作,不僅只反省自己語言所面對的危機(菁英化的危機、語言的自滿、外國商業操作的困境等),更積極規劃其語言學習版圖,以學習歐洲語言及亞洲強勢語言(中文、日文)為其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教育課題,拋棄了傳統的語言民族主義。現今英國外語學習的成效,可參考The Language Centre for Languages在2005年的一篇報告:“Language Trends 2005: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in England, Wales and Scotland”, 其中顯著的是5歲到18歲的學生學習非英語的人數急速增加,至少有61種語言在小學階段教授;主流的中學已經將至少35種語言設定為其核心課程的一部份。最常在社區教授的外語是阿拉伯文、孟加拉語、中文、土耳其文、Urdu(印度回教語)(1-2)[k1] 。

 

結語

       在現今國界越來越模糊、文化越來越多元的環境下,多元的語言政策可能是下一波的國家競爭力的表徵。即使如英美強勢語言的國家,最近幾年來也開始在其基礎教育下注入第二語言的學習與外國文化的教育,試圖教育其下一代,多元語言的競爭優勢與未來前景,甚至關係到國家安全與族群的維繫。反觀台灣在外語政策上,缺乏一整套戰略思維,語言政策落入意識形態之爭,以語言做為主體同的工具,陷入國族語言的狹隘思維。而所謂的英語政策經常配合政治議題操作或是成為地方政府的選舉籌碼,並無以教育或是文化的觀點來規劃,更是令人憂心。而外語的單一化(以英語為主要的或是唯一的學習語言),也是未來多元文化失衡的隱憂。英國的多語政策從小學著手,延伸到社會的終身教育,利用網路科技的優勢,積極培養種子教師,並且與國際合作,這些積極的作法都可以當作我們規劃多元外語的參考。

作為國際競爭的一員,有機會成為未來強勢語言(中文)的母語國家,台灣在基礎的紮根工作必須儘早做起。訂定一個遠程的目標(如2010年完成的外語學習質與量的績效、遠景),依照遠景來規劃這五年來的工作細項及推動計畫,培養未來的台灣國際化人才或是具國際觀的公民。

 

作者簡介

陳超明

現職: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

學歷: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經歷: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主任、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專長:小說、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十世紀美國文學

 

參考書目

大衛˙克里斯托。《英語帝國》。鄭佳美譯。台北:貓頭鷹,2000年。

約翰˙愛德華滋。《語言、社會和同一性》。蘇宜青譯。台北:桂冠,1994年。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New Framework Strategy for Multiligualism. Brussels, 2005. COM (2005) 596 final.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A Boost for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ttingham, DfES Publications, 2002.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 A Strategy for England.” Nottingham, DfES Publications, 2002.

National Centre for Languages, The. “Language Trends 2005: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 in England, Wales and Scotland.” London: CiLT, 2005.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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