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習之世界潮流方面的知名學者David Graddol，在為期數月的世界巡迴演講中，於去年11月來台訪問，並介紹其新書《英語下一步》（English Next）中的論點。無論在演講或《英語下一步》一書中，Graddol皆強調未來10至15年為英語文地位轉變的關鍵期─Graddol聲稱英文將成為全球化的語言，而不再被視為一種外國語。也就是說，應當用來和母語人士溝通的英文，將不再為母語人士所獨占，而會成為一種世界通行的通用語，而且是非母語人士之間的世界語（lingua franca）。就Graddol的觀點而言，非母語人士不再需要擔心母語人士的英文說寫標準，反而會創造出一種新的全球化語法，甚至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語法。
英語教育在「語言利益關係者」間的衝突
Graddol在解釋這種轉變時，也提供了英語教學的歷史觀點、及理解該領域之發展的架構；他也預期語言學習的方式和興趣、以及語言教學專業方面會發生某些特定的變化。對我而言，Graddol最有益的觀點，就是「語言利益關係者」（language stakeholders）的觀念─意指在語言學習和教學上可獲得實際利益者。在台灣，英語教育的「利益關係者」包括學生、家長、老師（包含在傳統學教任教的本國籍及外籍教師、語言機構和大學）、口筆譯員、企業主管、在工作上（可能）使用英文的上班族、將英文視為專業成長的上班族、政府官員及決策者。
我認為「語言利益關係者」的概念很有趣的原因之一，在於我也是「利益關係者」一員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是英文母語人士，也是教授英文文學和語言的老師。另一方面，因為我的孩子在台灣出生，所以並非以英文為母語，目前也在本地小學接受教育。在目前任教的學校，我也必須參與英文系的課程設計、制定各種資格考並參與評分等等。我規劃了「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Center for Public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的語言課程，而且目前負責語言訓練部門（the Language Training Section）。
當然，我的狀況並不特殊：幾乎每位台灣英語教育界的「利益關係者」都承受各種利害關係，而且這些利害關係也會隨個人生活發展而改變。然而，就我個人狀況最有用的論點，即為英文教育並沒有統一的目標；也就是說，各項利害關係之間經常互有衝突。舉例來說，一方面，身為大學英文系教師，我希望入學的學生已經受過相當程度的英文教育，因為學生的英文程度高，就表示我的工作可以比較輕鬆；另一方面，身為家長，我知道即使學校的英文教育不佳，但因為我可以在家指導他們，放假時也可以送他們去美國，因此可以讓他們在同儕中勝出。同樣地，私立語言機構也許不太樂見公立學校的英文教育品質大幅改善，否則另尋指導的學習者人數可能會減少。
在《英語下一步》一書中，Graddol提到了衝突性利害關係的特點，但並未加以強調。接下來，我會探討Graddol的論點對於台灣英語教育之「利益關係者」的重要性，並在必要時特別關注各項利害關係之間的潛在衝突。我希望做出一些可引發討論的觀點，但又不會太過偏激而惹人非議。
非「標準」的通用語 在台灣適用嗎？
在Graddol的論點中，最可能在台灣的英語母語教師之間引起熱烈討論，甚至引發恐慌的論點，就在於這些老師已經或即將─不再必要。在《英語下一步》一書中，Graddol主張英語母語教師其實是全球性英語發展的阻礙：他們引進自己的文化態度和預設，但這些對以英文為世界語的使用者而言，並不具意義，因為他們談話的對象也許完全沒有母語人士；母語人士通常無法在必要時擔任翻譯工作；母語人士經常鼓勵學生使用不切實際、理想化的語法，而非實際用法；雖然母語人士教授學生將英文當做世界語，但自己不見得屬於這個族群，因而造成的溝通難題，在全部非母語人士的群體中並不會碰到。
台灣的英語教學社群早已聽過使用母語教師之優缺點的討論，我不在此贅言。然而，我想指出Graddol的論點對台灣的狀況並不適用。（我可不是為了保住飯碗才這麼說的！我反而希望教授莎士比亞，而不是教英文，因為要把英文教好，實屬不易。這一點容我稍後說明……）此觀點之適用性有限的因素有二：第一點是台灣已存在高程度教育，對台灣經濟命脈的永續成功非常必要；第二點則是現今的「標準」英語可以被比較簡單、但卻較有效率的世界語取代，這個論點其實站不住腳。
「標準」跟「世界」英語之間的界線
Graddol的論點也許沒錯，母語人士主導的傳統英文教育強調優美的文法、發音、和用法，對許多英文使用者而言並不重要，換句話說，也許兩個生意人只需要基本字彙，就算不合文法，也能搞定生意。然而，毫無疑問地，對許多在台灣的英語使用者而言，這種「優雅」其實也是溝通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訊息和觀點愈複雜、愈細緻，「標準」英文的必要性就愈高。台灣經濟主要依賴先進科技和尖端研究，追求將英文當世界語的觀點，對台灣真的有利嗎？Graddol在書中採用「簡訊快捷鍵」（text messaging shortcuts）的類推論證，然而這種方式會使語言腐化，因此廣受傳統主義人士的批評，但在日常生活溝通卻無往不利。我同意在某些目的狀況下，快捷鍵的想法非常適當，但這些目的狀況不應包含技術文件、科學性或其他學術性著作、法律合約、或醫療文件，不勝枚舉。
事實上，這種世界語必須嚴格採用目前的「標準」，才能使這兩種語法沒有實質上的差異，方可在台灣於上述領域中派上用場。換言之，在高階使用時，這種世界語可能會省略某些母語慣用語和過分修飾的句型，但這些差別並非新的語法。只不過是由能力好的非母語人士將「標準」英語說出來而已。若想達到這種標準，台灣不僅需要英文能力高的人，而且，這些人還必須有意願、也有技能將這種能力傳授給他人。當然，母語和非母語人士都做得到，但是每種形式的優缺點卻不盡相同。
我認為世界語和「標準」母語英語之間的差別主要在於教學法，而不是語言本身。我的論點是，由於台灣目前的教育程度已經相當高，因此若將過度簡化的世界語當成教學目標，對台灣會是一種不幸的發展。我的論點是，透過適當的資源（最簡單的就是時間和明訂目標），台灣的學生可以在高中畢業前達到相當高的英文程度（其實許多人已經做到了）。也許，因為我有幸任教的學校能吸引優良的學生，因此我的觀點可能會被認為不具有英語教育現狀的代表性。然而，我想強調我並非討論目前的狀況，而是應當存在的狀況。
挑戰不可能的可能性
何謂應當存在的狀況？在高中最後兩年讓學生閱讀真正的英文書（不是課本），並以英文寫報告，其目的為達到具有職場英文能力，這樣的英文教育制度，才是應當存在的狀況。所謂的「職場能力」，我意指以學生目前的知識程度，能夠閱讀訊息和概念，並且能夠開口討論。過去，當我跟同事討論這種教育目標時，多數人的反應都是「不可能！」和「難如登天！」。對第一種反應，我只能回答：「胡說八道！」在台灣住了近二十年，我學會不要小看台灣人，一旦下定決心，他們絕不會做不到。如果決策者決心達成某項目標，例如健保制度、或貫穿台北到高雄的高鐵等，我絕不擔心會失敗。（至於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中，處處存在對於失敗的恐懼感，只會雪上加霜。此議題本身即值得專文探討。）
第二種反應則不可等閒視之，必須找出適當的方法來解決真正的難題。其中一種方法（我認為是次等的方法，但卻被普遍採用）就是降低目標。雖然此策略是以漸進方式達到原始目標，但十之八九，原始目標常常消失無蹤。另一種方法是多加努力，並盡量增加效率來確保目標得以達成。簡言之，次等方法意指：「太難了，所以我們把目標降低吧！」但上等方法就是：「太難了，所以我們最好再努力點吧！」如果我們認真看待英文教育，後者的態度才是唯一可行之道。上一代所面對的教育制度的限制，不應該再加諸於下一代身上。
學習語言需要長時穩定的語言環境
在以考試為導向的補習班，常見學生付出密集、短期的努力，但若想達到我們期望的職場英文能力，這種努力並不夠。透過非密集式的長期努力，比較可能達到學習語言的效果。也就是說，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生應該每天上英文課、每天寫英文作業。無論教學方式多麼「先進」、無論課本設計多麼精良，每週兩、三小時的時間遠遠不足，無法獲得實質的進步。事實上，全台灣的父母大多知道這一點，所以才將孩子送到私立語言學校，大幅增加孩子暴露在英文環境中的時數，彌補學校目前時數之不足。
如果要求公立學校每天上英文課，反對意見可能有二：其一，師資不足；其二，作業變多，導致課堂時間減少。第一項反對意見顯然有誤，因為私立語言學校裡的老師綽綽有餘。也就是說，師資並非不足，只是那些老師不在公立學校任教。有些人必然會反對我這項說法，並提出多數語言學校的老師並不合格。然而，我認為大幅增加課堂時間的優點，遠大於是否有正式的「合格」教師。也就是說，如果大幅增加課堂時間，即使不稱職的老師（無論是否為正式「合格」教師）其教學效果也會比一週數小時的優良教師來得好。確實，老師是否需要特殊的學術「資格」，應當要根據現有的證據重新檢視。（不幸地是，進行評估的教師當然是「合格」教師─而且他們用來評量教學效果的制度，在在顯示出他們使用的標準才應該被評估。但是，就跟對於失敗的恐懼感一樣，這個主題值得專文討論……）。根據普遍性的觀察可以得知，一般而言，每天去私立語言學校上英文課的學生，程度優於每週只上幾小時的學生。
讓語言理論結合教學實務
希望合格教師不會覺得此一論點是不公的指控，我也意不在此。事實上，我相當同情勞心勞力的公立學校老師，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不必要的難題：一週只能教幾小時，學生還來自不同背景、不同語言能力。造成這些差異性的主因，在於有些學生負擔得起額外教學，有些則不然。正如赫許（E.D. Hirsch）教授所言，公立教育缺點甚多，但對於負擔不起其他方式彌補的學生，影響最劇。赫許教授不僅是位文學教授，也對現今美國教育體制有諸多批判。完全依賴公立教育的學生，就是教育問題中最大的受害者。Graddol在《英語下一步》中提到的警告，相當值得一提：創新（在此意指英文教育的創新）通常會加重不平等的狀況。無論選擇何種改變，公平受教的機會應當才是最重要的考量點。
我無意貶低合格英文教師的重要性─絕對不是。的確，了解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最重要的價值，是絕對必要的。除了課堂教學之外，我認為也應該賦予這些教師設計課程、或視情況提供師訓的任務；如果要讓未經訓練的教師上陣教學，這項任務就會更有價值。課堂中的行為比教師訓練更重要，而且許多有用的語言學習活動（可以由經驗豐富、訓練精良的教師來設計）不需很多訓練，就可以在課堂上進行安排和掌控。
然而，那些教師確實需要一些訓練，也需要實際課堂教學。就我的觀點，英語文教師培訓學位課程，都太重視理論和研究導向，並未強調課堂教師的實際需求。多數學位課程的內容、和課堂教師的需求，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像是文學批評研究和創意寫作實務之間的差別：沒有人認為英文文學系的學生非得學著當小說家或詩人。雖然這也有可能，但創意寫作所需要的技巧，並非透過文學批評研究學到的，而是「同時」學到的。同樣地，英語教學（TESL／TEFL）學位課程的內容也許很有價值，但對課堂教師的需求而言，不甚必要。為了提供為數更多的教師，我建議採用較短期的課程（也許一學期著重在語言能力和教室活動及管理，另一學期則由經驗豐富的教師指導，進行實際課堂教學），就不會浪費時間在研究上，因為無論研究主題本身多麼有趣，通常對語言教學而言皆非必要。
避免過度研究 藉學程要求辨識教學能力
再次強調，我無意暗示不可從事語言教學議題方面的研究。（事實上，許多案例顯示，某些特定研究計畫是否有用，要等計畫完成後才知分曉。）我的意思是，需要做研究的，並非課堂教師。大部分教師都想強調自己的強項，而大部分大學教師的強項就是研究；結果，造成學位課程不必要地過度強調研究。我們可以將劍橋成人英語教師證書（CELTA）之類的課程拿來對照。這是一種短期的密集語言教師訓練課程，提供的理論不多，但有很多實務知識。
我也無意暗示語言教學很容易。正如我之前所述，語言教學絕非易事，對有意做好教學工作的老師而言，更是難上加難。全班學生的能力和興趣都不同，因此除了語言能力以外，還需要細心、不斷地注意學生的理解力和語言創作。這種注意力需要耐心、好耳力、分析技巧、和溝通能力。就是學位課程的入學要求，是否能夠成功辨識出這些能力，也許是我們應該重新考量的領域。
累積毫不費力的英語閱讀能力
另一點是關於教材的採用。當然，課本是必要的，但目前使用的眾多課本，內容都無趣至極，充滿了「開發適當的（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教材，但卻毫無知識啟發性。為了彌補這種單調無趣，從國小開始，課本應該搭配程度相符的課外讀本，學生也應該每天花一些時間閱讀。（大部分讀者都知道，史提芬‧克雷遜［Stephen Krashen］的許多研究都強調閱讀對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對此，程度的議題相當重要，因為學生不應該經常停下來查單字、或想辦法理解不熟悉的句子結構；他們必須利用自己已知的語言元素，持續不斷地練習。也就是說，他們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閱讀相同的字彙和句型，直到能夠毫不費力地理解為止。唯有達到這種毫不費力的地步，學生才沒有理由害怕費力又單調的英文閱讀。然而，要想成功達到這種毫不費力的程度，我們必須擺脫「要進步」這種單純的看法，否則不論學生是否真的已經精通之前的課程，只會強迫學生繼續學習更難的教材。
提供語言課程更多時間、鼓勵每天閱讀相對容易的教材，此一論點在於發展有用的英文技能，不僅是提高考試分數而已。Graddol在《英語下一步》中提到的一項觀察結論，就是增加「專業內容及語言整合式學習」（CLIL）的使用，將數學、自然、歷史、地理等「專業」課程以英文授課，再輔以額外的語言教學，使學生精通內容。然而，若要在中學進行CLIL，學生必許已經掌握小學的基本技巧。為了確保學生能夠掌握，就必須有可以確實測試實用英語技巧的考試，但這種考試必須要求學生至少寫出完整的句子，而且高年級還得寫短文。不消多說，要確實批改這些試卷，就必須分配比現在更多的人員和時間。
結論
確實，從增加課堂時間、適當的訓練、和聘僱更多教師，到提供適當的書本給各種程度的學生閱讀、實施可以測試實務能力的考試等，這些改進英語教學的必要措施都需要大量金錢和精神。為了最重要的「利益關係者」（現在和未來的學生）我希望我們可以達成共識，將會善用那些金錢和精神。英語語言教學必須進行有意義的改變，為了理解其必要性，不妨仔細讀一讀Graddol的《英語下一步》這本書，並且為了英語在台灣的未來，進一步考慮書中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