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智不被現實需求所束縛,就能依其所便,當心智放縱於憶測,
想法就隨之改變;當任何習慣廢棄,用來詮釋的文字也必隨之消失;若有任何觀念蔚為風潮,亦將創新
語言。”英語字典 序言,Samuel Johnson (1709-1784)
I. 導論:習得第二語言過程中,從文法學習走向語言使用的變遷
Samuel Johnson在他的序言中,提到社會和文化的變遷通常會影響到語言的使用方式。而當中,處於社會和文化變遷中的「語意商榷」概念,從197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外語教學理論的重點。有人認為使用外國語文是發展溝通的能力,亦即「分享及商榷語意、既定說法的能力」 (Krasmch and Throne 1)。因此,學習語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了解別人的言談。Krasmch 和 Throne進一步主張:「靠著聯繫信息與語意、理解與語言各項面向,美國的外語教育就是將這種強調溝通能力的概念,建立在美國大眾生活中通行的以實用為主的溝通體系1上。」(Scollon and Scollon, quoted in Krasmch and Throne)。
在過去這幾十年,外語習得或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已不僅只是專注於溝通能力,而是發展出一種新的理論,叫做「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Theory,簡稱SCT)。這理論主要是說,「人類的心智運作,基本上是由文化產物、文化活動、文化概念,這三者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Ratner, quoted in Lantolf and Throne, 197)。 簡單來說,我們學習語言不是透過文法、句型架構這種形式上的東西,而是透過我們和人群、社會、世界的互動。形式語法的傳統認為語言是一套系統,在語言教學中偏重文法講解;而上面提到的功能語法強調對上下文的理解,著重在語意、溝通、說話者與聽者的互動。
許多語言學家都已討論過,第二外語習得的焦點已從語意學(語言是一套系統)轉移至語用學(語言是個交互作用的過程)。下面的表格能夠清楚說明兩者差異;(引用自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語意學 (文法導向) | 語用學(修辭導向) |
由文法規則所支配 |
是原則導向(即不拘泥於規則,修辭概念) |
文法的規則基本上是源自傳統 |
溝通原理基本上並不是源自傳統,亦即是用談話的目的來啟動溝通機制 |
文法解釋以符合形式為主 | 語用解釋以達到功能為主 |
文法是理想化的 | 語用學是人際的及文本間的實用溝通活動 |
這樣看來,語用學是將一段話的意思(或文法上的意義)連結到語用的角度。語用學主要是在解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sense (指字面上的意思)和force (指透過溝通和互動而產生的語意)。(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在此,我並非質疑,透過一堆(文法)規則而學會使用語言的傳統方式一點用也沒有。相反地,我是要指出如要學會一種外語(本篇談到的是英語),並不只是要學會抽象、有規則的系統,還要能夠使用出來,結合上下文、透過溝通才能夠真正瞭解意思、並建構出自己的想法。在美洲、歐洲、甚至亞洲大學中,符合這種理論的新課程已如火如荼地在各外文系中開展。
II. 社會文化理論的英語習得
SCT是由一位俄國科學家L. S. Vygotsky所提出的,他的目的是要發展一種統一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所有人類的心智活動功能。Vygotsky認為,「人類心智的組成包含低階的神經生物基礎,但是人類意識這部份,則是人類使用高階的文化工具(指語言、文學、數學、分類、理性、邏輯)而形成,自發性的控制大於生物基礎」(Lantolf and Thorme 198引用)。當一個人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文字不僅「表示不同的物體和動作,還能夠將學習者對語音的生物理解2轉變為對文化和概念的理解」(198)。因此,當談到語言如何幫助溝通時,瞭解文字的文化意涵與延伸語意比瞭解文法架構更為重要。
要培養出這種溝通能力,必須要有一套社會文化的語言課程。Vygotsky指出,內化(internalization)是習得這種能力的一環。要將語言內化,首先要會模仿。但是模仿並非指不經過思考單純的模仿,而是還包括「有目標的認知、能夠重新塑造原本的認知」(Lantolf and Throme 203)。當學習一種新的外國語的基礎(單字或句型)時,學習者必須要觀察該語言真實生活的溝通方式。要成功學會一個語言,就是要結合文法學習與文化理解。
III. 英語課程改革新觀念:要會使用語言,而非只是學習語言
社會文化理論該如何應用在大學教室或英語課程?要學會語言溝通能力,關鍵是學生要會使用語言,而不只是學習語言。大學生幾乎都具有基本的語言認知,因此現在該是讓他們在真實生活(或模擬真實的情境)中使用語言。這樣的情境學習法不只包括內容導向的語言課程(content-based,也就是教材中包含各種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議題),還包括運用語言的評量,像是標準化測驗或是模仿商業人士的練習。
A. 現代語言學會對語言課程改革的建議
我對於英語課程的改革建議主要是參考2007年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簡稱MLA)對美國外語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報告。這個學會對外語教育做了完整的研究,對外語習得有些觀念上和實作上的建議:
他們建議教育機構採取以下幾個措施:
* 鼓勵各系針對大學生主修課程的口說、閱讀、寫作及理解能力,應設立明確的學習成就標準,並發展必需的課程,幫助學生達到該標準。
* 針對以下學生列出要達到的語言能力指標:主修國際事務、歷史、人類學、音樂、藝術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的學生,及想從事法
律、醫藥、工程的學生。
* 鼓勵各系針對博士班學生設立語言能力規定,並提供課程幫助學生學習能在真實情境使用的語言能力,並幫助他們有能力應用該外語做研究。
* 和社會科學系所與政策制定的同仁合作,規劃能幫助學生達到既定語言能力的課程,並讓教職同仁體認單一語言會使研究受限。
* 對於致力學習語言或語言教學的研究生,給予獎勵和幫助。教導研究生運用科技幫助語言學習或教學。確保博士生學程中應包括獎助出國研究
及與語言有關之工作。
*鼓勵基金會獎助必須藉助語言專長的研究,也就是讓語文學習成為獎助金申請項目。
* 鼓勵教職員學習新的語言,或是加強已經會的外國語。鼓勵主管單位針對研究語言的教師,補助他們暑假出國。鼓勵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及其他基金會提供語言獎學金。(摘自MLA研究報告,外國語文與高等教育:變遷世界下的新架構)
在以上建議的措施中,有兩項非常創新且令人印象深刻:鼓勵各系針對大學學生主修課程中的口說、閱讀、寫作及理解能力,設立明確的學習成就標準,及鼓勵語言科系和其他科系合作,像是法律、醫藥、工程、社會科學系。結合語言學習與專業學科研究,對研習外語的學生而言,運用該語言能力於實務乃是最有效率的學習方式,也是加強其運用語用能力最有效的方式。結合語言學習與專業學科,也是近年來各大學所提到的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一種形式,但整體的規劃與思維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B. 語言能力指標;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簡稱CEFR)
對於外語學習者來說,清楚評量語言成就的一套標準似乎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了這套標準,他們就能在學習過程中評量自己進步多少。更精確來說,能力指標提供學習者一個根基,讓他們能夠循序漸進靈活運用外語。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是大家熟知的一種能力指標。2001年由歐盟理事會決議通過,此指標能用來描述歐洲外語學習者的語言能力。有關此指標的詳細內容,可參閱相關之網站資料。
將能力指標列出來,能夠幫助學生和教師瞭解語言實際上該如何應用,及在何種情況下使用。學生學習語言不是自己懂就好,而是要能使用語言溝通。這樣間接改變了在這全球化時代學習外語(尤其是英文)的觀念。人們必須要透過英文溝通。人們必須要將語言的認知與社會和文化結合。英文教室不再是唯一學習英文的地方,在商業會議或日常溝通當中也可學習英文。
C. 台灣各大學的兩項關鍵改革
許多亞洲的大學(包括我所在的大學)正在進行的一項改革,是將英語課程轉變成情境學習或是專業學習(包括結合語言與專業的ESP課程或是以英語授課的專業學程等),營造出社會文化的學習環境。學生讀懂文章,接著利用剛讀到的東西寫成一篇商業報告。教室並不是專門給英文課所使用,而是做為全英文授課的教室。這種方式採納 MLA的建議,整合語言學習與科目學習。像這樣的社會文化課程能夠有效率地讓學生處於真實生活情境使用英文,培養語言能力。
第二個改革是引進標準化測驗,像是多益(TOEIC)或全民英檢(GEPT)這類和CEFR一樣提供能力指標的評量工具。在社會文化語言課程中,實施標準化測驗的主要目標有三個。第一是為了要建立起一些能力指標,讓語言學習者能夠為自己設立不同的目標,安排自己的學習進度。第二,能夠讓社會新鮮人提出英語能力證明。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透過考試題目,將生活化的題材帶入教學。第三個目標是要根據SCT和語用學的原則,建立一種新的語言習得模式,將在下個章節詳細說明。
IV. 考試導向的英語文習得
A. 實施測驗所擔心的問題
透過測驗來了解學生的語言能力,是評量教學成效的一種實際方式。設定學習目標也是實施測驗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許多教師對於考試的權威與應用相當質疑。評量測驗是否會扭曲原本的教學系統?學生會學習考試內容還是只學習考試技巧?透過學習語言而學到的重要文化意涵與獨立思考,是否會因考試而被忽略?測驗是否會隨之刺激商業化的語言學習?
台灣現今很多公私立及科技大學引進了標準化英語測驗,並訂立了畢業門檻。相對於這種積極的手段,大學課程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一方面教師對於以考試導向的學習方式不以為然,一方面學生面對未來職場與國外進修的語言壓力,造成了大學英文課程的混亂。除了傳統的大一英文之外,各校引進了不同形式的考試導向課程如英檢加強班、考試說明等類似補習教育課程。測驗本身歪曲了正常英文教學的方向。
會有這些擔心與疑問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大家都誤解了像是多益、全民英檢、托福這些標準化測驗的目的。如果我們把多益、全民英檢和托福當作語言學習最終的目的,這些測驗遭濫用或扭曲是可以想見的。舉例來說,如果使用多益或全民英檢來評量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是否良好,根本就是濫用這些測驗。多益、全民英檢或是托福考試屬於任務導向的測驗(task-oriented),也就是說,這兩項測驗包含許多不同的情境,藉由生活上的字彙,看看學生是否有能力解決未來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語言問題。藉由參加測驗,學生必須知道如果得高分,表示未來生活所需的語言能力足夠。但若分數太低,所表示的不是從課本上學到的東西不夠,而是真實生活的語言能力不足以應付商業或日常溝通。
B. 現行的標準化測驗(如全民英檢、多益國際溝通測驗、托福留學測驗等)是情境與問題導向的測驗;符合語用學原則嗎?
多益的研發機構ETS表示,多益國際溝通測驗是一個情境與問題導向的測驗。測驗的內容都是從真實生活中收集而來,像是;報紙、商業報導、專案報告、個案研究、會議記錄、及像是機場、餐廳、旅館等生活對話。對測驗而言,這些問題可以說是非常好的考試題材,也是社會文化課程中非常好的教材。多益選的文章包含2000-5000個一般生活、商業字彙;全民英檢中級的文章字彙程度也大概5000-7000字,經過研究,也都是日常生活(如溝通、閱讀報章雜誌)出現頻率較高的單字;托福留學考試更是進入美國大學校園實況錄下課堂情境所建構出來的語言測驗。學生不需要去背那些艱澀難懂或是一般生活及教室根本不會用到的單字,而是要去熟記那些全世界都熟悉、常用的單字,因為英語現在已經是個全球的語言。教師和學生能夠採用多益、全民英檢或是托福的情境溝通模式,學會一些全球商業人士或一般大眾及教室上課的句型或用詞,這樣更能讓自己置身真實生活的學習環境。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畫面:在一個真實生活的英語課堂上,學生和老師都使用這些以實境模擬的語言字彙及用語來討論一項新商品的促銷活動,就好像美國影集「誰是接班人」一樣。除了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單字和說法,這些測驗也提出像人事行政或飯店訂房等情境問題,這也很適合讓學生練習,幫助學生學習更有效率的溝通技巧。
關於考試導向的語言教學,我個人理想的情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學習基礎的單字和表達方式。第二部份是置身於情境或主題,像是多益、全民英檢或托福涵蓋的會議、簡報、旅遊、教學討論等。在其他學科中採用這樣英語情境,或許會是一種嶄新、有效率的英語教學模式。考試導向的教學並不是要學習解題技巧或是熟練某種題型或是考試方式,而是要利用考試所提供的生活或是職場情境與方向,培養出真實生活的語言能力,以面對充滿挑戰的語言環境。
V. 大學的語言測驗
A. 實施語言能力要求政策
在大學進行課程改革,將語用學與社會文化的理論整合進英語課程,學生在第一年學習一些常用字彙和句型,第二年選修各種社會文化的英文課程,像是美國音樂、新聞讀寫等。學生畢業前要達到一定的英文能力。舉例來說,大學部學生畢業前要達到多益600分,或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英文系學生標準較高,大學部多益要達750分或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複試,研究生要達到多益890分或通過全民英檢高級。建立學習目標,成為課程改革的基礎之一。
B. 標準化測驗的好處?
英語能力的規定已經成為一種要求學生努力加強語言能力的方式。雖然一般的英語課程並不是針對考試而設計,但是幾乎所有大學教授都開始重視學生對於商業與日常溝通的聽讀能力,將傳統的學習方式轉變為和生活結合的學習方式。
測驗本身提供一個真實語料的學習環境,也開啓情境模擬與語言互動的一項學習方向。在此,並非鼓勵大家一窩瘋的去參加考試,而是假設以現今標準化測驗的實用性(包括其測驗內容及語言證明等),對思考課程改革有所助益。
VI. 結論
從語意學轉變到語用學的教學法正影響著許多大學的英語教學。社會文化理論是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我們建議,大學可以採用情境教學,並且設立語言能力指標。測驗評量或許會是必要之「惡」,但能帶來些正面的影響、促進英語課程改革。
許多教育決策者正在想著如何能夠有效率地增進學生的語言能力,尋找便宜、效果快的萬靈丹(如果真的有的話)。我不認為像多益、全民英檢或是托福這類標準化測驗能夠很快解決問題,但是如果一昧地尋找考試的方法或是解題的形式,而非以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的課程規劃為主,以考試導向的教學方式注定失敗。但將考試題材的實用性與社會性,將為情境學習的一部份,一方面為學生設立學習目標,一方面將課堂帶入實際語料的情境內容,對全球的英語教學與學習者來說似乎是另一個選擇。
Reference:
Kramsch, C., & Thorne, S. L. (2002).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 Global Communicative Practice. In D. Block and D. Camer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pp. 83-100). London: Routledge.
MLA. (2007).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Structures for a Changed World. New York: MLA.
Lantolf, J. P. & Thorne, S. L. (2007).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B. van Patten & J. Williams (eds.), Explain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01-2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 New York : Longman.
Thorne, S. L. & Lantolf, J. P. (2007). A Linguistics of Communicative Activity. In S. Makoni & A. Pennycook (eds.), Disinventing and Reconstituting Languages (p. 170-195).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作者:
現職: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學歷: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經歷: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主任、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專長:小說、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十世紀美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