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張之洞、謝絕浮士德談大學國際化之策略思維


       「國際化不是英語化/西化」已是一句老話,但在此時此地卻有說不出的急迫性,令人對歷史的發展無法置信。不知從何時開始,台灣突然又陷入了一種歇斯底里,把「英語化」視同「國際化」。雖然,我們可以確定這不是台灣一個地方的病症,但即使是全球性的病徵也無值得安慰的理由。

       這十多年來台灣(以及不少的非歐世界)的政府高唱入雲的「國際化」,有其一定的道理。就高等教育能而言,獨學而無友確不可取,但國際化何所指?而且它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看來都亟待釐清,但令人憂慮的是,際此同時政策以及社會風氣已經不明究裡的暴衝,且不知將伊於胡底。

       台灣高教及許多其他領域在過去的十多年來的確陷入了一種表象上的精神分裂狀態,一方面高喊本土化,另一方面又盲目追求所謂國際化。但兩者其實又是一體的兩面,都是以傳統(中國)文化為其箭靶,與百年前全盤西化的企圖,極其神似。也因為如此,這種國際化的內容欠缺的正是「主體性」。但這個政策雖始於前朝,卻似乎也被目前的執政黨毫無保留接收下來。

       但國際化不是為國際化而國際化,而是為強化「競爭力」──這似乎是自明之理。但對「競爭力」不同的理解,卻造就了迥然不同的國際化政策。競爭力是一個國家整體的創造力,創造力的培養來自於文化的厚度與廣度,而不只在於某種特殊技巧的培養,比如數學能力或外語能力,或是這些能力的應用,如造機器的實力,或做生意的手腕。但很不幸的是,台灣(或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出身的國家)自始都是在這種技術(工作技巧)的層面打轉,而沒有戰略(創造力)層面的深度。

       若從戰略角度觀之,高教領域的所謂與國際接軌的內涵:學術能追上國際趨勢、能與國際交流、甚至領先國際,其實只是大學教育國際化的表層目標;深層的目標還是透過國際化強化創造力的培養。數學能力或外語能力並非不重要,我們關心的是,競爭力不應被工具化或膚淺化成為沒有文化根基的技術。換言之,它們的重要來自於根植於文化的上位政策願景,以及能與「傳統文化素養」搭配的「國際化」(而非「英語化」或「新自由主義」化)政策。我們不能說當前的政府沒有願景,但政府的願景(當然台灣不是唯一的)沒有根植於文化卻是事實,並且導了所有這些盲目跟的焦慮。

       如果國家的競爭力根植於文化,則國際化政策:包括強化國際交流(官方、學術、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及文化藝術方面的交流)、開拓國際視野(透過學校與媒體提供的國際視野)、吸引國際人才(制度、設施、城市魅力上的吸引力)、提高外語能力(學校教學及日常生活中的外語條件)等,才能提綱挈領、有所依歸。而大學很明顯在國際化方面確可有重大貢獻。但若沒有政府政策配合,則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功敗垂成。而最可能弄巧成拙而亟需反思的則是學校的外語的政策。

       台灣目前並無完備的外語政策,而只有躁進的英語政策。英文在此時此刻以及不久的將來,都會在國際化工作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但如前述,英語畢竟是個手段,而不是目標。盲目的英語政策,尤其把自己看成是個是個「不及格的英語國家」,而試圖從根本上扭轉局面的企圖,尤不可取。正確的英語政策必須將英語定位為重要外國語言(也不是唯一的),再從「文化政策」的角度出發(也就是把英語視為會對文化產生影響的文化力量),制定英語及外語相關的政策。

       在這個前提下,政府就必須設定各種各樣不同的標的,包括基本的國民英文素養,以及各種專業的英文能力(後者又須區分不同學科)。這種政策不是為資質優異、或經驗獨特、或階級優勢者所設,而是出於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的全方位考量。但最終而言,不能因英文的學習而妨礙其他的學習(包括細膩與廣度),真正的競爭力──創造能力(包括思考能力與想像力)──的發展,絕對無法只靠學英文提供;反之,學英文不得法,卻有可能傷害創造力。

       由此觀之,提升英文能力雖重要,但絕不是「提早學」這麼簡單的思考能涵蓋。尤其不宜在學童的思考能力與想像力正待發展的幼教時期開始。理想上最早不能早於小學中年級,因為,當中文能力已建構完成後,英文才可能成為競爭力(創造力)的助力。英文能夠學好的真正關鍵不是學得早,而是教法對。教學方法能培養出對英文的興趣,而又能有效的讓學生了解英文與中文的異同,教學才可能成功。如此,真正奠定英文基礎當然是小學與中學的時候,而不能等到大學。故要提升當前台灣學生的英文能力,務必先檢討現在的英語教學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急著挹注資源在額外的補強。

       那麼,雖然各大學狀況不一,大學的英語教學原則上已不在於培養對英文的興趣,或藉英文教公民;公民要讓給通識教育(其實到了大學已是亡羊補牢),英文的興趣則雖可能再激發,但無法救苦救難、化腐朽為神奇。大學英語教學的目標,雖也包括更深入介紹英語世界的文化,但最重要的任務其實是,根據不同的專業需求,提供具針對性的英語訓練。因此,不同院系應有不同的英文課程,如理工科以讀原文書為基礎訓練(但應在英文課訓練,而不是在專業課程時閱讀原文書,詳下一段),但人文社會科學則應有更細膩的英文教學,以因應精深的閱讀。而不同的英文寫作訓練則應在研究所全面實施,並且可以分級選修(這時候進研究所的英語門檻就變得非常重要)。當然也應開設進階課程或學程(如台大菁英學程),滿足欲在英語全方位能力方面更上層樓者的學生。

       然而,英文雖然重要,但大學教學要在英語系以外的學科藉由全英語教學、英文撰寫博碩士論文、或行之有年的原文書教學等方式,來促進英文閱讀能力、聽講能力,或國際發表能力,卻都是值得三思與反省的政策。就台大學生而言,使用母語都未必能全然掌握,更何況是使用原文書甚或以英語教學?尤其最初兩年,不論理工醫農或人文社會的課程,都牽涉到基礎觀念的理解,以英文取代母語學習,毋寧是捨本逐末。試問,台上老師不清不楚講,台下學生一知半解聽,如何期待教學品質?充其量只是讓英文好的學生出頭,英文不好的則自生自滅。

       以英文在國際期刊投稿是研究生很重要的學術訓練,但應與中文發表酌量搭配。不過,以英文寫碩博士論文則需審慎。因為這牽涉到學術本土化與資訊分享的問題。學術本土化早有討論,在次不贅述。資訊分享的部份意指:理工科的碩博士論文有不少是可以供業界參考,若以英文撰寫便幾乎喪失了提升本土實業的意義。而人文社會的專業英文遠較理工科複雜,若以英文撰寫碩博士論文,其對本土文化的意義便蕩然無存。除非台灣普遍的英語水準已如英語系國家(但這種未來是不可能、也不可欲的),否則若偏廢一端,只會讓學術從「鎖國」變成「租界」。

       英語的學習之所以被如此加碼,一方面是誤把「英語力」等同於「競爭力」,另一方面理工科(及商學/管理學)領域部份人士「學術無國界」的思維也是重要因素。正是這種「科學乃是不著文化特質的普世學問」的迷思,讓人認為讀原文書理所當然。然而,理工科學生一知半解讀原文書,容易養成照相式的閱讀習慣:眼中只有數學式子,沒有推理過程。也就難怪台灣雖能訓練出極好的計算人才,卻缺少創造人才。當然,總有人會舉出反例,認為這種政策下,還不是有人能出類拔萃?但如果這些才俊之士當初獲得更好的思考與想像的訓練,說不定早已是諾貝爾得主。而且,既然是「政策」,就不可能是為嘉惠少數資質優異者而訂。當然,更重要的是,國家軟實力的培養,也不可能以金字塔頂端少數人的表現來論斷。

       嚴格講,閱讀理工科原文書的能力,就有如英文系的英文書信寫作能力,這種能力並不是一門大學問,不必為了一個英文書信花上四年時間;外文系同學如果有了很好的寫作基礎,只需要一門課,甚至一本書信指南就可在短時間掌握。故理工科也不必為了讀英文的原文書,而賠上理解與思考能力。以英文上課就更不無必要,尤其是基礎課程。

       推動英語授課的最主要理由在於塑造國際化校園,但英語授課只是其中一小部份。校園國際化的指標包括:有利於國際交流(含外籍師生來台與本地師生出國)的體制與環境、及有利開拓國際視野的課程(含開授各種全球性議題的課程、外國語文相關課程,及以英語為媒介之授課)。但外語授課有些是為了本地學生經由外語開拓文化視野,有些(指英文授課)是為了「短期停留」的外籍生學習而設置,二者不可同日而語。為少數短期停留的外籍生而全英語教學,是本末倒置;不鼓勵長期學習的外籍生若學習中文,更是學生與台灣雙重的損失。

       更重要的是,大學的國際化的目標若是競爭力,便應以國際視野的開拓為主。唯有「多元的」國際視野才能培養出真正有競爭力,也就是有創造力的人才。因此,國際化的觀念必須恢復其「多元」的本來面貌(「國際」也者綜覽諸國)。雖然透過英語可獲得的資訊的確比其他語言多,但國際視野如果窄化成英語或美國視野,未必比沒有視野好(如CNN對波斯灣戰爭的扭曲;台灣早期的小汽車政策及現在的反捷運政策,也都是留美人才的決策)。也因此,我們不宜只從實用的角度看待語言學習。語言的學習為我們打開通向不同文化的窗口,但必須能通向多元的窗口,才能獲得多元的文化刺激,如此一來,死語言拉丁文、名不見經傳的印地安語、甚至西夏文,都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文化刺激。

       相反的,若只把英文(馴至整體學術研究)視為中性的工具,忽略其文化意涵,則不但不能蒙其利,還可能受其害,也就是會對整體文化產生無形的負面衝擊,因此,提升英文能力的同時,必須要認知學習一個強勢外語時的正負效應。語言與語言之間自始有著競爭關係,而此關係往往又是生活風格(life style)間的競爭(強勢語言通常有其文化風尚的優勢為後盾),也是資源分配的競爭(包括不同語言之間的競爭,及學語言與學其他知識/能力間的競爭)。若學習外語的方式與時機皆能得宜,則可從學習中獲益,倘不得宜,則可能對創造力(思考能力與想像力)、甚至身份認同產生衝擊(內化強弱勢之間的不平衡權力關係)。愛爾蘭從一個蓋爾語(gaelic)社會經英國統治逐漸變成一個英語為主的社會,但雖已歷經五百年卻迄今還無法成為一個能立足歐洲的社會(最近又再次變成「歐盟之豬」(PIIGS)的一員),原因雖不只一端,但外語喧賓奪主,確是根本的原因。

       因此,最終而言,我們要問的是,政府要透過國際化把台灣變成什麼樣一個國家?亞洲有兩個形成強烈對比的國家,正好可供參照──日本與菲律賓。整體社而言,一個國際化不怎麼樣,一個看來很國際化,尤其在一般認定的國際化指標──英文能力──方面領先亞洲諸國(尢其在說的方面),早年甚至有大批亞洲國家學生留學菲國,就只是因為菲國有全英語教學的大學。但國家的競爭力卻似乎與國際化(英文能力)成反比。而其中關鍵正是,一個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另一個傳統文化喪失殆盡。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化絕對是充實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但我們要的是the best of both worlds(全球與在地),而不能亂揮兩刃之刀;如浮士德出賣靈魂以謀求取權力,最終必得不償失,甚至兩頭落空。故在制訂國際化政策時,尤其是外語政策時,要分清楚本(目標)與末(手段),千萬不能倒置,更不能落入民國初年的一味西化。曾一度被嘲笑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維,反而是在全球化時代必須被重建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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