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的ELF年會甫於今年5月26日至28日於香港教育學院圓滿落幕，這是自2008年以來，首度在歐洲以外的地區盛大舉行。本刊為了深入了解此屆年會跟以往年會的不同之處，特別專訪本屆的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學院多元社會語文教育研究中心，也十分榮幸地邀得負責籌辦ELF4 年會的主席Andy Kirkpatrick 教授與本刊讀者談談其對於ELF的相關觀點。除此之外，本刊亦邀請到本屆的專題講者（Distinguished Plenary Speaker）─探索語言本質的語言哲學大師Henry Widdowson 教授，接受獨家專訪。關於本次專訪，特別感謝成功大學外文系鄒文莉教授的參與，得以使得訪談內容更加貼近臺灣英語教學面的本質。本刊茲將兩篇訪談內容整理如後文（pp. 32-42）：
EC：前三屆的ELF年會都在歐洲舉行，是甚麼因素促使第四屆的ELF年會在香港舉行？
AK：由於我們一直在東南亞國協（ASEAN）對英語作為共通語言（EL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的領域相當投入，因而有幸舉辦首度在歐洲地區以外的ELF年會。其實我們談的是ASEAN和三個其他國家（ASEAN +3），即指ASEAN加上中國、韓國，及日本。我們研發了一個英語語料庫－ACE語料庫，那是一個屬於亞洲的多語言使用者之溝通用語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語料庫，使用者間通常使用英語交談。所以我們有興趣的不是台式英文或港式英文，而是研究在同一地區以英語作為溝通語言的亞洲人的語言使用方式。
維也納大學的Barbara Seidlhofer教授已經設立了VOICE語料庫，那是一個類似的語料庫，只是語境（context）換成在歐洲，這兩大語料庫皆使用相同的轉譯軟體建製，所以一旦資料公開發表，研究人員就能將歐洲及亞洲的ELF使用者拿來相互比較。我猜想我們是第一批仔細研究ELF在亞洲情形的人，那也是為何這個會議會在香港舉行。
EC：關於ACE語料庫的現狀，進展得如何了呢？
AK：我們試著要做出類似VOICE語料庫的東西，當VOICE剛開始時，裡面大約有100萬字、約110個小時的口說語言，現在我們已經有70個小時了，也希望能達到110小時，我們希望在2011年年底前資料會蒐集完畢，這樣也許能在2013年對研究者發表，或更可能是2014年。
和擁有一個資料蒐集小組的VOICE不一樣，我們執行的方式有點不同，我們在汶萊、馬來西亞的馬來亞大學、新加坡的國立教育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都有工作團隊，還有一個在越南的胡志明市、兩個在馬尼拉，我們剛取得在日本的中京大學（Chukyo University）的合作，接下來也將在南寧的廣西大學雇用一個團隊，因為那兒是中國對ASEAN的通道，是中國舉辦ASEAN展覽的地方，廣西大學的人在展覽會場當英文翻譯人員，所以我們希望在那裡錄音，當然還有香港，這是主要的資料蒐集地點。
EC：在您設立ACE的過程中，關於身在亞洲不同語言背景的人們彼此溝通，您有哪些相關的研究發現？
AK：的確有一些溝通中斷的案例，但大致上很清楚的是，「遵從英語母語者的習慣」與成功溝通不太有關，其他像是非常特殊的發音等因素，才是導致溝通中斷的主因。然而，你完全不必去順應英語母語者的習慣，在我們的資料中，當然也沒有人會這麼作，他們全是會講多種語言的人。這的確舉出了仿效英語母語者講話的問題，因為在ASEAN的情形下，這裡還是有我定義成是英語母語者的人，有很多新加坡人的母語是英語，和馬來西亞人、菲律賓人、汶萊人，假如你問他們，很多人會說英語是他們最強的語言，所以這是和歐洲有點不同的。
EC：大部分學者似乎都不喜歡談ELF有所謂的「核心（core）」，但有可能不談論核心嗎？
AK：我想，對此我稍微有點不同看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ELF其實是一種功能，把ELF想成是「功能」而不是一個「語種」會來得實用的多，這是有關人們如何在某些情境中使用語言。舉例來說，就像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一樣，你不會想採用一個系統化且單一的語言。在亞洲尤其有趣的情形是，幾乎所有的英語使用者都是以亞洲語言為母語，他們是經常使用多語言的人。例如在香港，幾乎每個人都會說粵語、普通話及中文，而這些語言的結合傾向於產生某種可預測的語言表現。舉例來說，香港教育學院院長的母語是粵語，而他的普通話及英語也都非常好，接著我會主張這位院長在語言上的基準與典範，應該提供給學校孩子作為參考，因為他在香港的語境下是位成功的多語言使用者，但是他講話的方式，聽起來和從泰國來的多語言使用者不一樣，而這位泰國人又和另一位越南籍的多語言使用者聽起來相當不同。
因此，假如人們想要設立典範及指標的話，可以根據自己使用語言的語境，選擇合適的語言標準。但是我們認為該指標應該是多語言的（multilingual），而非只是單一語言（monolingual），因為如果只拿單一語言當標準，你會老是負面地把多語言使用者所說語句，拿來和單一語言使用者的句子作比較，但這麼作並沒有考慮到多語言使用者腦中正在進行的思維活動，我想說的是，以為一個會講三種語言的人的腦中有三個分開的語言區，把他當成是三個各自獨立使用單一語言使用者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那並不是真實發生的情況，因為大腦已經變得多語化了，那樣的腦中一定有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的現象，我們必須接受該想法。
不能說因為學英語，就必須忘記會講閩南話或其他語言的事實，這是人們做不到的事，因為它就是存在，以某種形式影響人們所使用的英語，最典型的是影響發音，但也不一定只影響發音，所以應該要了解自己所在的語言環境與語言典範，並將其當成學習基準，要讓人們對於身為一個多語言使用者而感到高興，不該因為當不了成功的單一語言使用者而懊惱。在香港，你總會聽到人們常說「我不太會講普通話」，這是因為他們所說的中文一直被拿來用太理想化的北方京片子來評估，他們的母語是粵語，因此說話當然不會聽起來像個說北方京片子的人，他們所說的普通話一定會受粵語影響，但那並不表示他們不能以普通話極有效率地溝通。
所以，去了解在語言習得下的大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現象，是極為重要的，你永遠無法以單一語言的語言準則，來評斷多語言使用者所說的語言，而多語言使用者應該被視為比單一語言使用者更優秀。所以，這是試圖讓（語言學）典範移轉，努力試著說出如英語母語者的語言其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在需要有效使用某語言的情境下，能當一個可以成功地使用該語言的多語言使用者。
EC：如果亞洲的老師想推廣這種典範轉移，你會給他們甚麼樣的建議？
AK：我覺得，其中真正關鍵的是要讓多語言使用者開始對於自己的多語能力感到自在，而不該把自己看成是有缺陷的英語使用者。將近90％學校體系出身的老師，都說自己的英文不是很好，覺得自己的英文很糟，而且因為不斷地被拿來與美國或英國人的典範比較，也被政府告知自己的英語是不好的。我想這樣的觀點是必須改變的。人們必須了解自己已身處在一個多語言的世界，而多語言使用者應該要為自己提出多語者的語言能力準則，那是我們必須跨越的想法。
EC： Jennifer Jenkins在研討會上說，建議把ELF引進高等教育，但在亞洲，我們正開始讓越來越小的孩子接觸英語教育。
AK：是阿，國際化常常指的是英語化（Englishization），所以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很奇怪的位置，因為在這裡我是個以英語為國際語言學系的系主任，但我卻巡迴亞洲告訴人們要停止學英語、教英語（笑），我強烈主張，在小學階段尤其要把焦點放在當地語言，舉例來說，一個正在台灣小學階段的雙語孩子，應該要會講兩種中文語系的語言，或是會用原住民語言，再加上普通話或任何其他語言。如果從中學開始學英語，就已有足夠時間讓英語變得精通，不只如此，老師可能會教得更好，因為孩子們已經具備說兩種語言，或讀寫兩種語言的基礎，在語言學習上，孩子已經準備好學習第三或第四種語言。但假如把這樣的學習提早放在小學的第一年，這後果將難以設想，孩子會學得很少，我想說的是，如果他們在台北就讀非常富裕的學校，而且父母很富有，那情況就和從鄉下來的普通孩子的問題不同，從小一就開始學英語，指的是得從既定課程中去除掉某樣東西，會去除甚麼要依你所在的地方而定，如果你生長在一個多語言的社會，被去掉的就是一種語言，如果你是在像台灣這樣環境的地方，犧牲的可能就是美術或音樂，對吧？所以若一定要做犧牲，我會主張學英語是可以延後的。
EC：在台灣，不但不延後學英文，還增加小學的時數。
AK：在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還有引進英語作為教學用語。菲律賓最近有很多關於教學語言政策上的改變，在馬來西亞也是，但大致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在小一時就用英語教一個孩子數學和科學，除非那孩子懂英語。科學和數學並非簡單的科目，所以為何要透過孩子不了解的語言來教導，讓學習變得更加困難呢？為什麼要讓不會用英語教課的老師教這些科目呢？
EC：在台灣我們未必把英語當成教學用語，但的確是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像這樣的情況，您會建議採用ELF來教學嗎？
AK：嗯，就像我剛說的，我會建議在小學階段完全不要教英語，但如果一定要教，我會建議採用ELF的教學方式，告訴孩子英語是在亞洲被使用的一種語言，而不要試圖把它塑造成一種美國語言或英國語言。
你可能會想問英語在亞洲真正用途為何？透過東南亞國協（ASEAN），我們才真正開始使用英語的，因為英語是ASEAN唯一的官方使用語，所以柬埔寨人用英語和越南人或印尼人交談，他們不見得和美國人或英國人交談，這和台灣可能不太一樣，但在亞洲大部分的地方，英語主要就是用來跟其他亞洲人交談，好比印尼人會和日本人交談一樣。
這就意味著，必須重新思索整體的英語課程，人們不再需要一個說明何謂美國文化背景的課程，真正需要的，反而是有關越南或是日本文化背景的課程，也就是那些人們會需要用到英語與其溝通的人的文化課程，所以英語文課程事實上可以變成一種亞洲研究課程，也可以是用英語寫的亞洲文學。另一項重點是，孩子們必須從很小的年紀開始，就學習如何表達什麼是對他們重要的事，必須有能力以英語表達台灣的價值觀、引以為傲的事，和個人的觀點等。常常你會在教科書中看到學習者是B，但在ELF的環境中學習者卻變成了A，你要學著開始控制對話，表達個人的意見及文化，而不是像大部分的教科書一樣，從美國的模式中接受想法及文化觀。
EC：所以與其談論語言學知識，你會建議先從文化背景開始教起？
AK：是的，我這麼認為。以你們的情況來說，老師需要跟台灣孩子解釋如何以英語表達傳統文化，從已知的開始，這是個非常直接的教學方法，在香港，我們一直試圖改變卻無法改善的情況是，讓中文老師和英文老師彼此討論。如果你到香港的小學課堂上去看看，你會發現10、11歲的中國孩子正研讀非常複雜的中文詩，或學一些基本的中國早期哲學，然後卻又在英文課上聽見他們學著說：「How do I get to Star Ferry?（我要怎麼去搭天星小輪？）」這簡直讓他們無聊到快瘋了，對吧？但假如你說，「嗯，我們已經用中文學了李白的作品，再來就用英文課，把學過的內容翻成英文吧。」這情況就又不同了！
EC：但那樣的語言不會太難嗎？
AK：有一點，但在認知學習上具有挑戰性，而且他們是從已知的東西學起，我所說的不是要他們從小一開始就翻譯李白的詩，而是要善用中文課程來影響英語課程，在加拿大有位老師叫Jim Cummins，提出了一種有趣的課程叫「雙語書課程」（dual book program），要學生在課程中用自己的母語寫出一則故事，然後花全學期把該故事翻譯成第二語言，所以如果你的第一本書是用印度語或其他語言寫的，第二本書就是用英語寫的。
EC：在台灣大學階段我們常常有英語授課的課程，這些課程會開放給國際學生，教科書也是以英文寫的。但在很多情況下，班上根本沒有國際學生，所以變成台灣老師用英語授課給台灣學生，您認為這是ELF的教學情境嗎？
AK：我想知道那些課程是否真的是用英語教的，很多香港的大學課程是應該用英語教的，但卻沒有（笑），香港有六所大學是官方規定須使用英語授課的，但是情況已發展成：很多外籍老師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離開香港，然後在SARS爆發時也發生同樣情況，這些老師幾乎已全被回來的中籍離散人士取代，他們是在澳洲或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是講普通話的人，大部分是從中國來的，香港95%的「國際學生」都是中國人，他們根本就不是國際學生！那你覺得現在會發生甚麼事？教學的語言應是英語，但是課堂上幾乎全是講粵語及普通話，或粵語多於普通話，要依老師而定。測驗是以英語進行，教材是英語，但是教學是混合語教學，非常仰賴中文的知識。
那麼，這就完全不是ELF的情況，而是雙語教育，但這是個問題，因為有些國際學生是不會講中文的，從歐洲來的國際學生不斷地抱怨說這應該是英語教學課程，但是在班上的同學卻一直講中文！在香港，混合語教學很常見，如果你懂那些語言，那就是合理的做事方式，你可以用中文解釋某些東西，用英文解釋其他東西，這是個好主意，但只有當每個人都懂那些語言時才適用。
EC: 您自己也是多語言使用者嗎？
AK：我在亞洲長大，18個月大時就到了馬來西亞，住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然後幾乎一輩子都在這裡工作，所以我很清楚這個區域，尤其是屬於ASEAN的國家。我小時候會講馬來語及福建話，這應該算是我最先學會的兩種語言，雖然我現在已經忘了。我和馬來西亞孩子一起長大，而當時就是講那兩種語言，所以我很熟悉多語言的環境，在ELF年會主題講者中的那位印尼講者－Fuad Abdul Hamied教授有提到印尼人對差異性相當包容，原因在於在那兒的人們會講的語言很多。其實在中國也是，人們非常能包容普通話的差異性，但中國卻不能容忍標準形式也能有所不同，這是很有趣的事。中國人深深被典範所吸引，事情一定要是「正確的」，還要有正確答案。然而普通話本身就是ELF很好的類比，普通話就是通用語（Lingua Franca），從四川到東北的人都在使用，大家都很快樂地溝通，而他們聽起來都不同，差異性是很大的，所以在中文語錄中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好的ELF模式，我覺得試著把這解釋給部長們聽會是個好主意：「把英語想成普通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