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十年來，報章媒體常常報導， 美國高等教育裡，大學生喜歡的主修項目出現了變化。主修英語文系的男女學生人數大幅減少，哲學、外語、藝術史、其他類似領域( 包括歷史) 等等，也都出現同樣的情況。四十年來任教過四所大學英語文系的我，對此一轉變感到很氣餒，我的同事以及全美各地的同業也必定同感沮喪。這很可能是不可逆轉的現象，所以，整理出其中的原因( 眾多原因) 是很重要的。
美國主修英語文系人數的下滑
先說說幾個事實：主修英語文系在大學生之間越來越不流行，而商學系卻躍升成為全美國大專院校最受歡迎的主修學科，其主修人數是其他任何科系的兩倍，每五個美國大學生就有一位主修商學系。表一是1970~71年到2003~04年的統計數字變化(最後取得的學年數據是2003 年)：
也就是說，經過了一個世代，主修人文學科的人數從總共30%下降到不到16%，而同一時期，主修商學的人數從14%攀升到22%。儘管去年華爾街發生股災，人文學科還是沒有受益，學生仍然押賭經濟復甦後仍會有商業類的工作。
下滑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不一而足，不過根本原因是：全美各地的英語文系未能熱誠地宣揚所傳授的著作，也沒有向大學生大力闡述這些著作乃存在已久的人類瑰寶知識與傳統。他們的作為反而是打亂了課程主體，不再視文學史上的名著為重要概念課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散亂的次要教材( 如：身份認同研究、深奧理論、性別研究、電影與大眾文化)，這樣的作法，讓他們遠離了那些愛好讀好書的年輕人。
這是人文學科學生人數下滑最重要的原因，卻不是唯一的原因，這麼大幅度的教育崩壞，必定還有其他力量摻雜其中，其中第一個就是公立高等教育快速成長，而私立大專院校的成長相對緩慢。
公立大學成長快速且側重實用課程
在最近一段有數據可供查考的時期(1972年到2005年)，進入高等教育世界的年輕人數量是美國歷史上最多的，他們都上了哪些學校？ 答案是： 越來越多人進入公立學校，而不是私立學校。在那段時期(1972年到2005年)，公立大專院校最後統計到的學生人數超過一千三百萬人，而私立學校的入學人數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左右。公立大學的學生比較傾向主修管理、科技、專業學士後課程，而私立大學的學生則傾向尋求研修比較傳統的、比較不實用的學科。
許多公立大學雖然也對教授人文學科有興趣，但他們主要的角色還是側重於其他方面：工程、科研、應用學科( 農業、礦業、葡萄栽種、獸醫、海洋學)；相反的，私立大學至今仍是人文學科的大本營。不過， 現在就連一些人文學院的人文課程也越來越少，「實用」課程越來越多。隨著公立大學的成長，他們的主流思潮─ ─ 又因為主修學科數量、教職員人數、投入金額的增加而強化──也逐漸對美國高等教育產生越來越強大的推力，結果呢？人文學科不僅在數量上輸了，還越來越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周邊學科。
英語文系的全盛期
不過，難道人文學科曾經位居核心嗎？要說「人文學科向來是美國高等教育核心」，我想，這樣的看法也只是夢幻。我曾經真地認為人文學科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因為在我就讀大學與研究所的年代，文學科系的人氣是很高的，不過，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光榮年代」原來只是曇花一現，在我們遺憾人文學科的式微之前，得先承認他們的全盛時期是多麼像白駒過隙。
在美國與英國，英國文學的學習始於十九世紀末葉，被當作一種科學性的語言學探索，而從事英國文學教育的人都認同：最好把文學當成語言的產品來理解。這門學科把某個地方( 不列顛諸島) 出現的詩和敘述文視為一種證據，證明了那個地方的語言根源──日耳曼語、拉丁語系等等──形塑了我們曾經看過的文學名著。當時的兩大研究重點就是探討這門學科的語言學本質，以及研究重量級名著的演進史。
《教授文學：一篇制度史》(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一書是Gerald Graff令人驚艷的趨勢研究，從書中可得知，就連那些巨著的評論也還不到百年歷史，他在書裡寫道：「學者和評論者是兩個對立的詞彙，而這道鴻溝更進一步拉大了『事實』和『評價』之間的距離、『調查研究』和『鑑賞』的距離、『科學專業』和『一般文化』的距離。」不過，雙方都不否認巨著的存在及發展史是可研究的題目。
二戰後那些年(從194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這些觀念的穩定性，造就了英語文系的耀眼成長。主修英語文學科的人數從一萬七千人暴增到六萬四千人，研究生人數也從兩百三十人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一人(我也是那暴增的人數之一，1961年我進入研究所就讀，七年後取得博士學位)，可是到了1985~86年，儘管全美的大學入學人數大增，但是主修英文的人數又回跌至三萬四千人。外語、哲學、歷史也有一樣命運：驚人成長之後是暴跌。也就是說，從入學人數的歷史來看，英美文學的研究魅力一閃即逝。
英美文學巨著幫學生形塑思考
在距今不算久的那段輝煌歲月裡，英語文系的魅力究竟在哪裡？對我來說，英語文做為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是始於哈維福德學院(Haverford College)，我在1950年代晚期進入該校唸大學，那個地方小小的，教室很簡樸，學生清一色是膽怯的男生，課程有的簡單易懂、有的深具挑戰性。我們所閱讀的東西強迫我們去思考每一頁裡的字彙、單字的意義、道德與心理意涵，並且得想出可以用甚麼方式描述它們(每個禮拜要寫五百個字的短文)。透過放在我們面前的書，我們被教導詮釋的技巧。當時我們的任務很艱難，那些書籍包括愛默生(Emerson)散文集、《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愛蜜麗狄更森(Emily Dickinson)的詩以及許多其他大師之作，而我們的老師則充滿威嚴，問他問題是「沒用的」(這是套用他的說法)。
唸英語文讓我們學會如何寫得更好、想得更周全，也讓我們能夠把後青春期腦袋裡剛萌芽的衝動與困惑給說清楚。我們開始明白這類書籍會如何形塑、琢磨我們的思考；我們開始了解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前人會一直待在圖書館、書店以及跟我們一樣的課堂裡；我們開始知道，有一套傳統、一種歷史文化是圍繞著這些著作凝聚而成。莎士比亞的確產生了一些影響，對以前的人、對現在的我們，也永遠都會對說英文的人產生影響。
從這些讀物當中找到樂趣，甚至去主修英語文系，這在當時是一種「教育一點也不是為了找工作或確保未來無虞」的宣示。跟現今美國大學生普遍想成為專業人士的抱負相比，當時大學生的心理狀態是自我反省、純真，同時並且用一種隨性不負責的態度面對未來。
1940年代晚期到1950年代初期還有一個清楚可見的現象：成千上萬美國大兵從二次大戰返鄉，渴望給自己打造出盡可能類似他們以前想像中的大學生活。對這些退伍軍人來說，大學意味著安全與傳統，完全不同於他們才剛遠離的歐洲、太平洋世界，於是他們做了他們認為在大學一定要做的事：唸書、思考、學習。他們以為如此便能重新連結上戰爭所捍衛的那個文化傳統，於是，一個有「巨著」及眾多鼎鼎大名作家的課程當然成為他們的首選，也強化了英語文系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
移民學生對英美文學不感興趣
對於像我一樣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就馬上追隨他們腳步的人來說，人文學科位居博雅教育的核心是個無庸置疑的事實，可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人人都有競爭的機會，沒有任何事可免於被做負面和化約式分析(reductive analysis) 的風險，各種形式的反威權能量──性道德觀、族群關係、越戰、迷幻藥──彌滿整個國家( 當時我就讀柏克萊，正是所有這些能量的震央)。在這麼兇猛的震撼能量之下，過去幾十年的文化型態當中很少有元素可以招架得住，所產生的長期後果至今仍盤旋不去。
除了長期的反威權能量影響，如今學生人數也出現了驚人的變化：現在越來越多更有天份、更有進取心的學生是來自移民家庭的，這些學生跟西方文化的連結非常薄弱，因而也難以認同這個假設：英國和美國的「巨著」應該在全世界享有固定不變的中心地位。過去的「核心」現在卻似乎成了「偏狹」，何必去研讀一個無法象徵全世界、只能代表某個特殊國家利益的學科呢？隨著校園越來越能反映出圍繞它的這個世界所帶來的文化、種族、宗教上的複雜性，研讀英美文學看來越來越像邊緣化了。從全球的角度來看，這些英美文學名著看起來變小了。
學生轉以追求財務富有為求學目標
不過，專攻英文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學生人數之所以減少，還另有原因，從歷史、地理學和人口學都不足以解釋全貌。還有其他力量( 包括外部與內部的力量) 也扮演了角色。人文學科( 特別是英文) 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有他們無法控制的因素之外，他們本身的作為也是原因之一。首先，一個很清楚的外部原因是：金錢。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大學學位的成本不斷上漲。學費本身的上漲幅度就遠超過任何通貨膨脹指標，結果大學生一畢業就得背負越來越多債務。於是，父母對人文學位的賺錢能力越來越感到焦慮，他們正在唸大學的孩子當然也會感染到這股焦慮。如果唸大學的成本比較低，焦慮就不至於蔓延(1960年代初唸柏克萊一年花我大約一百美元，大約是現在七百美元左右)。Alexander W. Astin的研究告訴我們， 在1960年代中期，八成以上的大學新鮮人說：沒有什麼比得上「發展一套有意義的人生哲學」。Asti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主任) 表示：「享有豐厚的財務」是後來才會有的想法，當時把財務當成人生必要目標的新鮮人不到四成五。不過，隨著歲月更迭，也隨著學費持續攀升，兩者易了位。到了1977年，財務目標高漲，超越了人生哲學的目標。到了2001年，有超過七成大學生的眼界已受到財務現實的磨練，只有四成學生仍然想跟有意義的哲學拚搏。
大學財政管理者眼中的負資產
校園外的消費者對未來的賺錢能力以及經濟安全的看法，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校園辦公室裡院長們、教務長們、校長們的想法。我曾經在那些辦公室待過，日復一日進進出出長達二十年，所以有資格說，那些官員永遠在思考：在不斷上漲的營運成本之下，該如何盡可能利用每一分一毫可得的資源。營運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他們創造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謬論：除了學費收入之外，要帶進更多資金，而唯一的方法就是雇用更多可以引進慈善捐款人、可以從政府等管道持續取得研究經費的人員。每位行政長官都在密謀要擴大必要的非教職員人數──開發人員、技術支援人員、研究助理、精通聯邦法規的律師──人力資源部門則是忙著應付這些不斷增加的新職員。我贊同歷史學家Lynn Hunt對這種情況的描述：「大學整體的工作人員越來越龐大，可是教職員、秘書、社監的人數則在減少。」教職員人數的縮減，尤其在人文學科更顯著，因為他們幾乎無法引進外來收入。經濟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電腦科學家以及幾乎醫學系所的每個人，都可以獲得研究贊助、獎助學金、聯邦經費，而人文學科大致上沒有這些理財辦法，因此他們發覺自己只是學校的員工，只能支用薪水、退休金、必要的營運資金，除了學校的經費，沒有外部資金可使用。
不過，英語文系有一條堅固的救命繩索：他們是負責教作文的單位。雖然這項職責總被宣傳為高等教育的核心，但卻是個缺乏尊嚴的職責。教作文的講師領的薪資是站在課堂裡滔滔不絕講課的老師當中最少的，雖然他們大多有博士學位，卻沒有資格享有終身職或升遷，他們的辦公室通常又小又擠，他們的獎學金跟「文學」獎學金完全不能比。他們的工作雖然極為重要，但卻處處受貶。
英語文系雖然是作文這項教育服務(作文)的大本營，但是在掌管大學財政的人眼中，它仍然是負債，不是資產。外界捐贈的「人文學科中心」，古根漢基金會、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麥克阿瑟基金會、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等等單位捐助的補助金，都只能稍稍紓解大學現在窘迫的財務緊縮。ACLS前會長John H. D’Arms早在十多年前就說過：就連流向人文學科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外部贊助，現在也都慢慢枯竭，人文學科的財務責任「越來越轉移到各大專院校身上，他們無法取得其他管道的資源來彌補這些虧損，將來也不能」。
也就是說，這些就是英語文系式微的部分外在因素：公立教育崛起、英語文這門學科相對年輕、不穩定(儘管看似成熟完整)、金錢的影響、現代大學系所必須自籌財源的壓力。基於以上種種，英語文系深受其苦。不過，更深層的因素並不在於它所遭受的種種外患，而在於他們對自己的作為。
欠缺真正可探索的新領域
做為一門學科，英語文越來越欠缺凝聚性，更糟的是，甚至快要稱不上是一種學術追求，而英語文系並沒有積極地、機敏地回應這樣的處境。雖然意識到自己越來越被邊緣化，整體來說英語文系教授並不承認，他們不願看清楚自己的環境(有些環境並非他們所能掌控)，反倒搬出一些浮誇主張，一方面又一意地追逐自私自利的目標。在課程更動的一片混亂中，必修科目刪了又加，新的研究領域跟舊領域互相競爭，各種批評理論又互不相讓，很多教職員不僅不調解歧見、找出可以一起合作的立基點，反倒各行其是，在分道揚鑣的同時，又把混亂失序拋在他們自己的學科家門裡。就算無法改變歷史或改寫經濟現實，至少他們或可讓自己家裡保持秩序，但連是這一點他們也沒做到。
這樣的結果──追求的目標很多，但每一個都遠離中心的概念──促使許多深思熟慮的人開始質疑：文學到底算是什麼樣的一門專業。早在1982年，擅長打破舊規的文學評論家Frederick Crews，當時正深深地著迷於揭露：智識分子的生活即將滅亡，他宣布：英文文學的研究，無法決定它是「一門正統的學科或者只是一種消遣」。他的結論是，與其說它是一門專業，不如說是「處於昏睡狀態的一門領域」。二十年後，2004年，歷史學家兼文學記者Louis Menand 站過Frederick Crews的肩膀往回看，在「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年度會議上告訴教授同儕一件大家早已知道的事：雖然人文學科的入學人數在1970年左右達到高峰，但是從此就開始「走下坡」。他的定論是：「原因或許並不是社會上或哲學上出現變化，而只是因為這個學科好比是水箱現在空空如也。」這個很家常的暗喻點出了這門學科式微的原因是：英語文系欠缺真正新的知識領域可供英文教授去探索。他暗指，這恰好跟自然科學家所面臨的前景相反，自然科學家有好多領域可以去跨越，有好多知識可以去取得，有實際的的工作可以去做。
「文學的專家」定義不明
事實上，審理批判的機會有很多。「現代語言學會」年會早就變成陰暗灰色的痛苦儀式，學者們在此進行自我診斷、告解絕望心理。Marjorie Perloff ──「現代語言學會」當時的會長， 她本身也是一位多產博學的評論家──在2006年就警告過她的同業，他們根本就是在沒有適當認証資格下工作，這跟大學裡其他成員並不一樣，她說：「不管是經濟學家或物理學家、地質學家或氣候學家、醫師或律師，都必須精通一門知識，才能去取得執照，然後執業，反觀我們這些文學方面的學者，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我們並沒有『可明確定義的』專家知識。」
或許，這門學科已經近乎破產最顯著的跡象是：自己人也緘默不發聲。面對一個又一個懷疑、不再抱幻想的批評，多年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宣稱研究英語文這門學科是有凝聚性的、是有自我界定範疇的、是可以被說成「這個」但不可以說成「那個」的。
這樣的緘默強烈意味著，從業人員都心照不宣地認同，現在教英英文就是教開心的，已經對英美文學作品失去責任感，然而就連業餘研究社會學、人類學、哲學、漫畫、軍人或大屠殺倖存者創傷等等的人，都還保有責任感。你甚至不必相信文學作品具有可用理智去理解的意義，你可以大聲宣布這些作品除了文字之外跟這個世界一點關係都沒有；你也不必相信文學史有助於了解你所教授的作品，大可以藉誤導、無關、不可知為由，把文學歷史拋在一邊。簡而言之，就算有，也很少有固定的規則或運作原則可供教授英美文學的人遵循。可以研究的就是這些了，再加上基礎原則被丟在一旁，於是大家都很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行使知識上的「放任主義」(laissez-faire)，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對作品的詮釋都是──我不會干涉你在做什麼，也很樂意看到你對我投以同樣的回報。然而，他們身邊擺滿了豐富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傳授給年輕人的不凡著作。
哈佛大學英國文學課程「全新」的轉變
看看哈佛大學英語文系的情況。該系現在同意撤除大學部英國文學概論的課程，代之以四個近似的課程： Arrivals、Poets、Diffusions、Shakespeares。Arrivals會探討英國文學的外來影響；Poets會研究詩作，由講師選定研讀哪位詩人的作品；Diffusions會研究英文散播到全世界之後所產生的各種不同形式寫作(同樣由授課講師來挑選)，Shakespeares則是研究莎士比亞以及他那個時代的文學家。
哈佛英文系系主任Daniel Donoghue去年十二月告訴校刊《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我們希望有個全新的開始。」哈佛的知名莎士比亞學者Stephen Greenblatt也告訴《哈佛深紅報》：新課程的本質會「透過教授本身一點一滴地灌輸給學生，畢竟，教授們都專精於這些英國文學領域的某一部分」。在舊課程的方式之下，哈佛主修英語文學科的學生到了畢業時也不保證有人讀過任何一本文學作品，而在這套全新的課程，或說「由上而下一點一滴灌輸」的實驗中，哈佛將會引導學生暫時拋開文學史， 把連貫知識的工作交到學生自己手中。Greenblatt 是這麼說的：「學生必須打造出自己專屬的文學旅程。」教授可能也不是很清楚那些旅程會通往何方，或者也不知道那些路徑會不會讓人走岔了路。大家的終點都會不一樣。
哈佛怎麼做，通常美國其他大專院校就會起而效尤。那些曾經努力要將「秩序」注入課程的人將會從哈佛那邊學到，「核心知識」和「基礎經驗」這種詞彙只會引發辛辣批評、地盤保護現象、教職員反叛。已經沒有人有胃口再重啟戰場打一場西方文化戰爭，就讓學生自己去找出他們通往知識的道路吧。
對我來說，這種轉變一點都令人高興不起來，也叫人解脫不起來。長久以來我一直希望能夠相信，我是一門專業的其中一員，如果幸運的話，我可以對這門學科貢獻我的知識和能力。長久以來我一直希望能夠相信，這門學科有一定的疆界和限制，這門學科有一些必要的知識必須被了解、保存、傳承。可是，結果現在樣樣都是千瘡百孔、模糊不清、不斷陷入無止盡的急就章、取消、決裂，永遠有「全新的開始」要來臨。風潮來來去去，看似大張旗鼓的理論，沒多久就被棄如敝屣。來往於沙漠的商隊永遠在往前走，他們總是輕裝簡行，因為邊走邊丟。
主修英文學生的就業焦慮
另一方面，大學部學生已經在教室裡、走廊上、咖啡店裡意識到這種騷亂。他們看到只大他們幾歲的學長姐們的處境( 那些唸研究所的學長姐擔任他們的助教、大一講師或「代理助理教授」)，從那些學長姐口中，他們預見到一種淒涼的景象：職業前景萎縮、課業繁重、錢很少、負債累累。以英語文系所而言，取得博士學位平均要花將近十一年，達到了這個里程碑之後，只有半數的新博士可以找到教職，過去一年來，新工作的數量減少了超過百分之二十，那些工作現在有很多是兼職，不然就是永遠不會有終身職的機會。這類消息在學生網絡之間到處流傳，馬上就被大家口中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畢業生驚人的賺錢能力給比了下去。這種比較就好像成長於鐵鏽地帶(Rust Belt，指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工業區，原來十分發達，其後開始衰退) 的年輕人被迫看到：就業機會已經不在這裡了，我們的技術已經被淘汰了。
我至今仍堅守教書的崗位，帶著退伍軍人的榮譽感在教書，對我的知識感到驕傲，也對我希望能做的貢獻感到驕傲。我希望，我的課堂是充滿明亮、陽光的地方，我們可以把美好時間花在喬伊斯的《尤里西斯》(Ulysses)或是伍爾夫的《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不過我了解部分學生的感受，了解我們現在面臨了一連串問題，其中任何一個問題或許都還可以克服，不過全部加總起來就會叫人萎靡不振。越來越少大學部學生出現在課堂上，不管是我的課還是別人的課都一樣；讀書的樂趣被對金錢與職業的憂慮給摧毀殆盡；大學行政人員越來越傾向於將「文學類」歸類為預算項目中的負債，而不是資產；我們所教授的學科就像自由落體，就跟意識型態、種族、理論、性別、性、老派的「細讀」逐漸遠離任何專業共識中心一樣；還有，即將成為專業人士的年輕一輩(人數正在萎縮當中)凝視著越來越渺茫的工作前景。
呼籲英語文系回歸文學的智慧與美學
擬定一些脫離這種學術死巷的計畫，會是很令人愉悅的事。首先，我有好幾個同業已經在呼籲回歸文學的美學泉源，也就是常常被忽略、堅如磐石的事實：文學其實可以提供消遣、愉悅、教育。他們鼓吹從文學作品本身固有的價值來教授英文、法文、俄羅斯等等文學，以文學作品本身的範疇與多樣性來教授，把文學作品當成人類智慧所打造出來的精美動人工藝品。第二，我們應該要重新定義我們對授與終身教職的標準，多重視課堂教學，少重視研究發表，此外，我們應該跟行政單位據理力爭，讓他們知道，他們那套以科學為基礎的模式並不是適當評量方式。
免除了必須發表卻很少人閱讀的研究成果論文之義務之後，人文學科就可以全力以赴，把時間花在教授自己所愛、學生也樂意學的內容上，如果他們想發表，也可以發表在網路上(幾乎沒有成本)，也讓志同道合的同儕可以快速分享這些研究與思考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可以重新找回「閱讀」這件奢侈的事，我願相信他們所說的。
我也一直想去相信，英美文學建構了一個學科的主題，這門學科具有歷史一貫傳承，而且由其本身固有的設計形塑而成。形塑這門學科的原因是可被分析的，可以是其內在每項成就的價值與尊貴。至於學生，沒有他們的熱情參與，這門學科一定會漸漸凋零，他們會被吸引參加一項活動──一部分是美學、一部分是類似偵探的活動，在活動過程中他們可以跟注入熱情於手中著作的老師們一起參與，就像年輕的科學家跟年長科學家在同一個工作台上共組合作團隊，讓人感覺他們所做的事是有道理的、是與別人共享的、而且將會造就出值得擁有的知識。也許，這些年輕一代的學子可以跟他們的老師一起努力把這個已經喪失秩序感的家重新整頓起來，如果他們這麼做，他們畢業時就會明白他們已經擁有某樣東西：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個基本認知，了解一個強而有影響力的文學是如何在歲月推移過程中被創造，了解那個文學的成分是如何相輔相成的，了解那個創造過程在幾世紀來是如何被改變、換上新面貌的。
他們一部分的偵探工作可能會包括當今幾個重要主題，一部作品成形過程中，種族或性別或性所扮演的角色。不過，重點會( 或說應該) 放在這些作品本身，而不是用作品來支持的一些理論。英語文系不需要再為西方文化而戰，可是他們需要為他們自己的作品而戰。如果他們要獲得一個科系應享有的尊重的話，他們必須對於該教哪些文本形成共識，也必須詳細討論各項選擇以及這些選擇背後的理由。
重視「英語寫作」對學生就業的助益
此外，他們也可以把他們許多人眼中的一項「債務」、一個次級活動，變成一項龐大的資產。他們可以教導學生練就一手好文筆、善用修辭，他們應該要把作文與修辭課程列為最優先，他們應該要宣布：作文教學是他們系上老師的強項，而且主修英文的學生將在畢業時就獲得認證，證明他們的文字表達能力已經過嚴格的考試， 那些學生從此就會隨身帶著這種文字能力去求職面試、帶去接受更進一步的教育訓練，這種能力到哪裡都會備受敬重，卻也是大學生常常欠缺的。
如果終止此一英語文系崩解現象無所作為，學生人數會繼續持續往下滑，人文學科也會有越來越多教職充斥著永遠無法取得終身職的兼職人員( 以英語文系來說，現在是平均六個教職當中有一個)。不過，好消息是：某些形式的知識思想史仍會繼續有人撰寫，平民百姓也仍可接觸到。莎士比亞的戲劇仍然會繼續表演，只是大多不再由英語文系贊助；文學傳記仍然會繼續贏得讀者的讚賞。狀況較佳的私立學校，意識到他們高尚的責任，將會比大型的公學校對人文學科更慷慨，不過這樣的關懷仍有其侷限。
文學是指引人生方向的指南針
然後，文學的研究能帶著適度的尊嚴，如同現今研究古典文學、希臘文、拉丁文同等價值及地位。對於我們這些關心文學與教學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前景，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失落感，就如同奧登(Auden)用詩來描述其中另一個失敗之處所說：「那奢華精緻的船隻想必已看到∕令人驚愕的事發生了，一個男孩從天而墜落∕但因另有某處須奔赴，於是靜靜揚帆繼續航。」
但是我們能夠、也必須做得更好。基於這些著作本身的利害關係，以及其對年輕人有重大意義。沒錯，這不過是個文學傳統，如此而已，可是，沒有這些傳統，公民社會就少了指引方向的指南針，從天而墜落的男孩不該被視而不見。
作者介紹
William M. Chace
著有《100個學期：我作為學生、教授、大學校長的經歷和感悟》(100 Semesters: My Adventures as Student, Professor,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What I Learned Along the Way )，曾先後擔任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艾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 校長，目前任教於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譯者：林錦慧 Reprinted from The American Scholar , Volume 78, No. 4, Autumn 2009Copyright © 2009 by the 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