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化的過程,以及經由科技、商業、機構間交流而日益頻繁的往來,帶給學生更大的就業機會及移動性。為了因應此一趨勢,也為了讓學生做好充分準備,語言教學的性質也在改變之中,雖然仍舊以增進語言的理解和熟練程度為主,但也越來越強調語言課程及語言教育者必須承擔更多元的角色,以致力於讓學生畢業即具備進入全球化職場的能力。因此,外界對於語言教學的諸多期待,帶給語言教育者新的挑戰和機會。在這個瞬息萬變、期待日增、全球化競爭益烈的時代,語言教育者該如何讓學生做好準備,以利他們爭取區域性與國際性的發展機會呢?本篇論文提出了當前幾個創新的作法,可因應普遍要求學生應具備的技能,除了流利的英文外,還包括重視專業的專業英文力、培養批判性的思考力、加強文化理解力等。
全球化的效應已經毋須贅言,影響之深,無遠弗屆(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2008; Milken Institute, 2003; Mrak, 2000; Sapkota, 2011)。跨國企業、跨國與跨區域的供應鏈、區域性與國際性的貿易協定、不停增加移動性的勞動力,如今都已司空見慣。在政治和經濟上,促使各國政府更密切交流的國際協定,不管在數量或廣度方面都日益增加(Burall & Neligan, 2001; Phillipson, 2001)。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太平洋許多國家正在考慮核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這項自由貿易協定將會對幾個最大的全球化經濟體產生重大影響(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不到兩年後(編註:此論文於2013年發表;2015年東協已整合為東協經濟共同體,即AEC),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會員國也將研擬進一步整合,後續帶來經濟、社會、政治盤根錯節的影響,甚至連東南亞以外的國家也無法置身事外(ASEAN Secretariat, 2008; Chia, 2013; Hansakul, 2013)。
要提升國際化程度,有待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共同努力,缺一不可。在公部門方面,政府官員必須跟其他國家的對口單位更密切往來(Anderson, 201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U.S. State Department, 2012);在私部門方面,各個不同產業的企業高層和經理人將會面臨越來越激烈且多元的競爭(Dexter, 2004; Forbes, 201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2008; Kliesen, 2006; Lerche, 1998)。
此外,教育工作者也必須好好訓練國家的勞動人口,讓勞工做好因應這些挑戰的準備(Sahlberg, 2006;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特別是英語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更形重要,他們可以做的貢獻是: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以協助學生進入日漸競爭、逐漸以英文為世界語言(English as the international lingual franca)的全球化環境(Dewy &Jenkins, 2010; House, 2012; Kirkpatrick, 2010; Ku &Zussman, 2010)。不過,光是培養學生的英文能力是不夠的,要在這麼高度競爭的全球化職場上成功,還必須具備其他能力。本篇論文將會提出英文教育者必須努力的其他幾個面向,並介紹每一個面向的成功範例。
在商業上,無論是以英文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精通母語之外的英文能力在全球化經濟而言非常重要,不論對雇主還是個人都是如此(Forbes, 2011; Nickerson, 2005; Otilia, 2013; Phillipson, 2001)。雖然標準化的考試分數仍然很重要(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1), 但是能熟練地將語言應用於實務上,更是求職者一項吃香的條件(Otilia, 2013)。跨國企業會要求員工跟旗下跨國營運單位進行有效的溝通,也就是說,必須具備多國語言的能力。同樣的,企業也逐漸體認到,員工的英文與多語能力如果增進,員工個人以及企業整體的經濟效益就會隨之顯現(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2009)。
富比世雜誌(Forbes)201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年營收5億美元以上的美國企業有106 位高階經理人指出,語言相關問題日益成為他們跨國企業營運是否有效能的關鍵,若進一步詢問,65%的高階經理人承認語言障礙(language barriers)確實存在,而且會造成溝通不良(67%)、造成合作更加困難(40%)。
同時,有71%建議領導職經理人需要有英文以外的語言能力,66%期待美國經理人對派駐國當地語言至少要具備最基本的能力,有68%認為文化意識/ 能力(cultural awareness / competence)也越來越重要(Forbes, 2011)。
很多產業明顯有精通英文的需求存在,不過,本篇論文提出的問題是:「精通英文就足夠了嗎?」從小就增加英文授課時數或許能提升整體國民的英文能力,但是,在全球化高度競爭職場中,同樣看重的其他能力(甚至更看重)可能就被輕忽了。本文對教育者、學習者、決策者提出的另一個更大問題是:未來十年的勞工必須具備哪些本領才有競爭力?語言教育者該如何讓學生具備在全球化環境生存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又該如何融入語言學習課堂上?本篇論文將會把重點放在可以提升學生在全球化職場競爭優勢的能力,也就是學業與職場上的能力,包括特定需求的語言能力(specific linguistic skills)、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跨文化溝通的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有特定目的之專業語言技能
Specific Linguistic Skills for Specific Purposes
英文教學有多種不同的目的。Jordan(1997)思索過其中的差異,首先,英文教學是為了一般的社交目的,包括聽說讀寫四種能力的培養,接著,Jodan(1997)開始區隔學術英文(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以下簡稱EAP)和專業英文(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以下簡稱ESP)的差別,EAP側重某一學科領域的語言培養,包括採用特定語詞的專業論文(professional discourse) 以及一般學術溝通形式的專業交談,更廣泛來說,EAP訓練的語言能力是跟學術工作、從事研究、參與課堂討論有關。相較之下,ESP訓練的是專屬於職場環境所需的特定語言技能(Orr, 2002)。
這種鎖定特定職場需求的語言訓練,正是「湄公河下游行動計劃英文方案」(Lower Mekong Initiative Education Pillar English Project) 課程的依據, 這項計劃旨在培養政府官員的專業溝通能力, 以因應2015年的東南亞國協(ASEAN) 整合政策(Anderson, 2012; ASEAN Secretariat, 2009)。「湄公河計劃」列出幾項重要能力,以利ASEAN 各國中高階專業人員和官員開始就健康、環境、基礎設施等等領域跟其他國家的對口單位展開更緊密、頻繁的合作,他們在行政管理上最常使用的語言是英文,為了讓這些官員足以擔起區域性與國際性的責任,必須進一步培養他們的能力(Anderson, 2012)。光是精通英文來滿足一般需求或社交需求是不夠的,還得要有目標更明確的訓練才行。這項計畫於2012年結束,結果獲得一片好評,因而衍生出第二階段湄公河下游計劃,擴大到數個國家以及牽涉在內的產業,此一計劃將在2014年結束(Lower Mekong Initiative, 2013)。
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發展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Development
在全球化的社區裡,為專業具備特定的語言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還有其他能力也同等重要。日本東京創價大學經濟系推出了一項計劃,旨在找出這些該具備的能力為何,以及該如何規劃課程來讓學生做好最完善準備(Honma, 2008)。該校經濟系教職員調查了東京證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TSE)排名頂尖的上市企業,以便勾勒出這些企業喜歡聘僱的畢業生輪廓。調查結果顯示,受企業青睞的特質包括:學科背景知識(content knowledge), 以及更重要的,將學科知識應用於實務的能力。英文能力、研究能力(包括做研究調查的能力以及時間管理)、國際經驗、跨文化理解也都很重要,此外,企業還特別注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對學科領域具備扎實的知識、並且能用英文表達出來,光是這樣還不夠,畢業生還得有能力分析活用概念、綜合各方資訊、提出想法與意見。
關於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與重要性, 相關研究汗牛充棟(Bloom, 1956; Ennis, 1996; Facione, 1998; Willingham, 2007)。雖然批判性思考的定義一直備受爭論(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0; Bloom, 1956; Ennis, 1987; Facione, 1998), 不過,Ennis(1987)做過一個很簡潔的概述:批判性思考是一種達成理性決策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會綜合一些必要的能力,來做出理性判斷,決定該做什麼、該相信什麼。
學生其實每天都在簡略地執行這個過程,教育者的挑戰在於,要如何在課堂的情境之下培養這些能力,而創價大學經濟系透過該系的「國際課程」(International Program)成功做到了,該課程側重於學術英文(EAP),強調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Honma,2008)。批判性思考通常只在高階課程傳授,或是應用於特殊活動中,然而在創價大學的「國際課程」與其他課程中,批判性思考的傳授跟其他能力一樣(也就是日積月累的培養),從基礎慢慢進展到高階,各階段分別以不同程度的語言和內容來授課(Stroupe, 2006)。
表一:Bloom分類學的原始版與修訂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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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版 |
修訂版 |
高階思考能力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
評價 (Evaluation) |
創造 (Creating) |
綜合 (Synthesis) |
評價 (Evalua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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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Analysis) |
分析 (Analyz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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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階思考能力 Low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
應用 (Application) |
應用 (Applying) |
理解 (Comprehension) |
理解 (Understan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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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Knowledge) |
記得 (Remembering) |
Bloom的分類學(Taxonomy,表一)有助於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實際養成。Bloom(1956)最初提出的批判性思考層次,第一層是「知識」(了解內容),有了知識之後,學習者就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把他們對知識的「理解」表達出來(透過提綱摘要、重述、比較和對比等等方式來表達), 或是把他們的理解「應用」到其他脈絡之下(Forehand, 2005)。接下來三個更高層次的思考是:一、更深入「分析」該知識;二、將該知識跟外部訊息「綜合」起來,整合成新的形式; 三、做出「判斷」或「評價」,援用證據和文件來佐證自己的立場或想法。後來有一個新版的Bloom 分類學, 把「綜合」重新命名, 另外也提高了「創造」在批判性思考裡的位階(Anderson et al., 2001, as cited in Krathwohl, 2002)。本論文仍舊以原始的版本為主,因為這套版本跟學術能力的養成密切相關。教師在語言課堂(或其他課程)上進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教學時,往往會心灰意冷,感嘆學生無法做批判性分析,或甚至學不會。通常這是因為學生的語言能力或學科背景知識不足。要克服這些挑戰,以下幾個簡短的準則可能有幫助:
◆ 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發展訓練, 不應該「留待」(saved)或只分配給具備高階外語能力或學科背景知識的學習者(Strauss, 2008; Stroupe, 2006, 2013; Willingham, 2007)。所有學習者每天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會進行批判性思考,教育者的挑戰在於,要將批判性思考的訓練引進各種不同程度的語言課堂上,並擴大發展。
◆任何以培養批判性思考為主的課堂活動,都應該以程度相稱的語言能力為基礎。舉個例子,並不是所有學生都有足夠的語言能力或語彙來表達「如何最有效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對此陳述他們的正反立場,不過,語言程度低階的學生大多可以快速獲得必要的語言能力來說明他們最喜歡的演員是誰、原因為何。表達「如何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跟「喜歡的演員是誰」儘管所需的語言精細程度與背景知識大不相同,但批判性思考的方法是一樣的:先陳述自己的主張,再提出理由來佐證(表二)。儘管內容不同、背景知識與複雜性也不同,但是基本的語言架構是一樣的(因為A、B、C,所以我認為X)。
表二:Bloom 分類學的應用實例:低階語言程度與高階語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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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階 最喜歡的電影 |
高階 供給與需求的概念 |
知識 |
你最喜歡的電影是哪一部? |
什麼是供給與需求? |
理解 |
摘要介紹一下你最喜歡的電影。一開始發生了什麼,接著怎麼了,後續又怎麼了? |
解釋一下供給與需求概念的運作原理。 |
應用 |
想一想你最喜歡的電影的結局,還有其他可能的結局嗎? |
以最近的石油短缺為例,解釋油價會如何受到影響。舉出具體的例子來佐證你的答案。比較一下1970年代與21世紀初的石油短缺分別造成的影響。 |
分析 |
把你跟夥伴各自喜歡的電影做個比較,有何相似之處跟相異之處? |
對中東近來的局勢做個研究,然後預測未來一年的油價走勢。 |
綜合 |
解釋一下為什麼這部電影是你的最愛,舉出具體的例子來佐證。 |
對中東近來的局勢做個研究,然後預測未來一年的油價走勢。 |
評價 |
利用網際網路搜羅你最愛電影的導演與主角的生平,並將這些資料以某種形式呈現出來(例如書面報告、討論或口頭報告等等)什麼是供給與需求? |
若要降低全球油價的大幅波動,最有效的機制是什麼?舉出具體例子來佐證你的答案。 |
◆ 以培養批判性思考為主的課堂活動,也必須以程度相稱的學科背景知識為基礎(Stroupe, 2006 , 2013 ; Willingham, 2007)。從上述的演員和化石燃料例子也可輕易看出,評斷後者所需的學科背景知識遠超過前者。教育者必須認知這樣的差異,以學習者可勝任的背景知識或興趣來設計課堂活動,可取材自學生們過去學過的課程或個人興趣與經驗等等。
◆ 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應該明定於課程中。雖然究竟是以歸納法或演繹法來教導批判性思考最有效仍未定論,但是明確納入課程重點是必要的。將批判性思考明確列為教學目標,可以讓這個教學過程「取得正當性」(legitimizes), 促進批判性思考討論納入相關的專業課程之中(Stroupe, 2006, 2013)。
創價大學經濟系的「國際課程」自設立以來即成效卓著,該系畢業生進入東京證交所(TSE)上市企業工作的人數不斷增加,也由於這個課程聲譽漸響而成為大學新鮮人首選的主修科系。該課程後續也成為「日本亞洲研究」(Japan-Asia Studies,一個全校的學術課程)以及最近一個以英文為授課媒介的新科系的師法對象。
提升的文化覺察力
Increased Cultural Awareness
除了需要具備任務型的專業語言能力(task-specific language skills)以及批判分析能力之外,由於流動性與國際溝通日益頻繁, 學習者也會更頻繁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僚共事。Fantini(2005)指出, 為了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動,不只需要精通語言,一定程度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也不可或缺。許多語言教育者有意識到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性, 因而將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s)討論納入課程之中,不過,跟批判性思考一樣,培養對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了解及同理心,也應該採取長期、漸進的方式,佐以堅實的基礎知識和不斷重複的扎實訓練。
提升文化覺察力(cultural awareness)就是「區域與教育交流的相互理解計畫」(Program for Region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REX Program,以下簡稱REX)的重點,這個計畫是日本文部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國外地方政府自1990 年開始實施的計畫,旨在提升日本的國際化程度、提供獨一無二的教師培育機會。透過這項計畫,篩選出來的國高中英文教師可到多個不同國家的中學教授日文。REX Pre-Departure Program則是REX計畫的行前計畫,讓即將成行的教師先修習日文教學法、了解會在異國遭遇到的種種語言文化差異,以及海外日常生活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
除了教授日文,這些派到海外的教師還另有一項重要任務:傳授日本文化。表面看來,這項任務似乎簡單易懂,然而REX計畫參與者很快就發現,儘管他們很了解自己文化的細膩之處與實際作法,但要把這些知識解釋很清楚明確卻相當困難。此外,就算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描繪出日本種種文化活動,但因為這些活動背後的意義往往很含蓄隱晦,他們很難將這些大半輩子都在做的文化傳統背後的原因解釋清楚,因此就必須有一套清楚的分析架構,將隱晦的意涵分析成明確的說明。
討論到文化的時候,第一個浮現腦海的問題是:文化是什麼?同樣的,這個問題也看似顯而易見,可是若仔細觀察,答案似乎很難說定。舉個例子,就文化意義而言,交換名片這件事在日本跟其他國家有何不同?
首先必須對文化下個定義。雖然定義有很多個,不過特別適用於REX行前計畫的定義似乎如下: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包括行為、信仰、價值觀、技能等等的常規與表現,這些行為模式與一致性稱為「非物質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而衍生出的工藝品則稱為「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Gordon, 1964, pp. 32- 33) |
從Gordon的定義可以看出,文化的概念包山包海,對課堂上的授課老師來說,要一一傳授是不可能的,所以,透過一套根據此一定義衍生而出的分析架構,可以幫助學生對文化的複雜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Gordon的定義當中有四個重要元素。第一個是信仰(beliefs)(包括個人信仰以及整體社會的信仰) 以及由信仰衍生而成的社會價值。這些信仰與價值是這套分析架構的中心, 也是第二個元素── 一個社會成員的行為(the behaviors)── 形成的依據, 信仰會定義出一個社會期待、獎勵、不鼓勵的行為, 不過, 行為不能「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 行為必然會跟第三個元素── 文化藝品(cultural artifacts),也就是Gordon所謂的「物質文化」, 是指成員看得到、摸得到、感覺得到的物件── 有關。最後一個元素是社會體制(social institutions),支撐、延續社會信仰、價值、文化習俗,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體制是家庭和社群、教育制度、宗教組織、政府、商業。媒體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提供一個管道讓社會機制可以進一步強化文化的落實。不是所有文化活動都可以輕易看出這四個元素形成的架構,不過通常可以辨識出三個(信仰不輕易看出,但永遠都在),可以提供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上述交換名片這種常見於日本的重要交流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交換名片這件事可輕易看出兩個元素,在這個例子中,「文化藝品」就是名片,此外,在日本交換名片時,看似簡單的交換動作同時,還會有好幾個「行為」連帶發生:使用雙手;用一種特定方式拿著名片;印有名字的那一面朝上遞給對方;伴隨鞠躬的動作,視雙方的身分地位而定。
這些行為是基於日本社會對相互尊重與身分尊卑的「信仰」,還有基於生意交流禮節的「信仰」。交換名片是商業界很重要的一環,因此日本企業會給新進員工上課,教導各種不同場合中該如何交換名片,這就是架構中的第四個元素:延續此一文化做法的「體制」。
信仰是分析架構的基礎, 因此,即將派赴海外的REX參與人員會獲得Kohls(1984)的《美國人的價值觀》(The Values Americans Live By)一書,做為比較東西方文化價值的入門與起點(美國人的價值觀並不等同於西方人的價值觀,只是開啟討論與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對信仰有所了解之後,REX參與人員就可以開始根據各種形塑一個文化樣貌的種種活動或社會特徵來客觀檢視另一個文化(在這個例子裡就是美國文化),而這些形塑一個文化的重要因素包括歷史、教育制度、宗教、族群多樣性、家庭,同樣的,這些因素也可能在日積月累之下逐漸改變一個文化。檢視過另一個文化的某一層面之後,REX參與者就取得了必要的知識和經驗,可以回頭反省自己的文化,將主觀的理解轉變成比較客觀的理解,然後就能清楚明確地分享給他人,也就是他們在異國教導的非日籍學生。
如上所述,REX參與人員透過一個逐步的循序漸進過程,逐步理解、反省、分享文化上的價值、行為、工藝品、體制,這個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下一個步驟的基礎。第一步,參與者先得知文化的定義以及該用什麼架構來分析文化信仰和行為(以這個例子來說,分析架構就是根據Gordon對文化的定義)。然後,透過管道取得對價值(信仰)有通盤的理解之後(在這個例子裡是透過Kohls的文章),接著就會針對特定領域(教育、宗教、歷史事件等等)獲得更細部的文化資訊(透過閱讀、影片、網路資料等等),利用這套架構來分析這些文化資料之後,參與者可以同樣利用這套架構鎖定某一個領域來反省自身文化。最後再提出一份簡報來統整以上這幾個步驟,以REX參與者來說,就是進行一場教學活動,向派駐國學生解釋日本文化。
一開始,這種文化分析很具挑戰性,不過透過每週的行前課程,REX參與者對這個分析過程越來越熟悉,最後,參與者開始討論、提問、思考他們觀察得到的種種文化影響,不光只是應付該課程指派的作業,而是他們已將這套分析方法內化,可以開始了解他們所接觸的種種文化。
結論
全球化、數位化、國際活動產生日漸頻繁的交流,給我們的學生帶來更激烈競爭的環境。讓學生們能符合未來職場的期待,是教育體系與教育者的職責。雖然全球化的就業機會在增加中,但競爭也日益加劇,身為教育者,為畢業生在快速變化商業環境中做好全球化競爭的準備,是必要的。
除了相關的語言能力,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也很重要,此外還要培養學生們透過跨文化溝通來深入了解多元文化。未來,全球化的市場只會日趨整合與競爭,因此,體認到學生的需求、給學生做好在未來職場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準備,身為教育者的我們責無旁貸。
編註:
若欲來信交流本文內容,請寄至:
電子郵件:richmond@soka.ac.jp
郵件地址:
Richmond Stroupe,Soka University, 1-236 Tangi-mahi, Hachioji-shi, Tokyo 192-8577 Japan。
Richmond Stroupe
任職於日本東京創價大學(Soka University, Japan)國際語言教育研究所課程:TESOL(Graduate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TESOL)與文學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參考資料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90).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Delphi research report . Millbrae, California: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Anderson, D. (2012, August). LMI Education Pillar English Project overview. ESP Symposium: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for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 and ASEAN Professionals. Symposium conducted in Bangkok, Thailand.
ASEAN Secretariat. (2008).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ean.org/archive/5187-10.pdf
ASEAN Secretariat. (2009). Roadmap for an ASEAN Community 2009-2015. Jakarta, Indonesia: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Bloom, B. (1956). A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ndbook I: Cognitive domain. New York, NY: McKay.
Burall, S., & Neligan, C. (2001).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lin, Germany: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gppi.net/fileadmin/gppi/IO_Acct_Burall_05012005.pdf
Chia, S. Y. (2013).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DBI Working Paper 440).
Tokyo, Japa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adbi.org/working-paper/2013/10/25/5916.asean.economic.communiy.progress.challeng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Augus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ReportNo. R42694).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2694.pd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ASEAN’s future and Asian integ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aseans-future-asian-integration/p29247
Dewy, M., & Jenkins, J. (2010).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the global context: Interconnectedness,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M.Saxena (Ed.), Contending with globalization in World Englishes (pp. 72-90).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Dexter, B. (2004). The case for diversity: Attaining glob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 NY: Hudson Highland Group.Retrieved from http://us.hudson.com/Portals/US/documents/White%20Papers/Hudson-diversity-global-competitiveadvantage.pd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1, August). TOEIC scores for new recruits in FY2011. The TOEIC Newslet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toeic.com.sg/wp-content/uploads/TOEIC-IIBC-Dec-2011.pdfEnnis, R. H. (1987). A taxonomy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and abilities. In J. B. Baron & R. J. Sternberg (Eds.), Teachingthinking skill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9-26). New York, NY: Freeman.Ennis, R. H. (1996). Critical think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Facione, P. (1998). Critical thinking: What it is and why it cou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lpress.com/pdf_files/what&why.pdfForbes. (2011). Reducing the impact of language barriers. Retrieved from http://resources.rosettastone.com/CDN/us/pdfs/Biz-Public-Sec/Forbes-Insights-Reducing-the-Impact-of-Language-Barriers.pdf
Forehand, M. (2005). Bloom's taxonomy: Original and revised. In M. Orey (Ed.),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teaching,and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projects.coe.uga.edu/epltt/
Gord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NY: OxfordbUniversity Press.
Hansakul, S. (2013, June 14).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A potential game changer for ASEAN countries.Deutsche Bank, DB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dbresearch.com/PROD/DBR_INTERNET_EN-PROD/PROD0000000000315342.pdf
Honma, M. (2008).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Its content and results. Soka Economic Studies Quarterly, 37 (1-2-3-4), 73-105.House, J. (2012).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1(1), 173-175. http://dx.doi.org/10.1515/jelf-2012-0008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2009). The impact of English and plurilingualismin global corpor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www.tirfonline.org/wp-content/uploads/2010/09/TIRF_KeyQuestionsWorkforcePaper_Final_25March2009.pdf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2008). Glob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Report No. IZA DP No. 3299).Bonn, Switzerland: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ftp.iza.org/dp3299.pdf
Jordan, R. R. (1997).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dx.doi.org/10.1017/CBO9780511733062
Kirkpatrick, A. (2010).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SEAN: A multilingual model. Bristol,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http://dx.doi.org/10.5790/hongkong/9789888028795.001.0001
Kliesen, K. L. (2006, October) Trading barbs: A primer on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The Regional Economi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re/articles/?id=19
Kohls, R. L. (1984). The values Americans live by. Retrieved from http://www.ryeflorida.org/Resources/ValuesAmericansLiveBy.pdf
Ku, H., & Zussman, A. (2010). Lingua franca: The role of English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75 (2), 250-260. http://dx.doi.org/10.1016/j.jebo.2010.03.013
Krathwohl, D. (2002).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An overview. Theory into Practice, 41(4), 212-264. http://dx.doi.org/10.1207/s15430421tip4104_2
Lerche, C. O., III. (1998). The conflicts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3 (1). Retrieved from http://www.gmu.edu/programs/icar/ijps/vol3_1/learch.htm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2013). Joint statement: Sixth LMI ministerial meeting. Retrieved from http://lowermekong.org/news/joint-statement-sixth-lmi-ministerial-meeting
Milken Institute. (2003).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Santa Monica, CA: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lkeninstitute.org/pdf/globalization_pb.pdf
Mrak, M. (2000). Globalization: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Vienna, Austria: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do.org/fileadmin/import/userfiles/puffk/mrak.pdf
Nickerson, C. (2005).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ext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4 (4), 367-380. http://dx.doi.org/10.1016/j.esp.2005.02.001
Orr, T. (2002). The nature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 T. Orr (Ed.).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pp. 1-3). Alexandria, VA: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Otilia, S. M. (2013).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nd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ur market. Annals-Economy Series, 4, 169-171.Phillipson, R. (2001). English for globalization or for the world’s peopl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47 (3/4), 185-200.http://dx.doi.org/10.1023/A:1017937322957
Sahlberg, P. (2006). Education reform for raising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7 (4), 259-287.
http://dx.doi.org/10.1007/s10833-005-4884-6
Sapkota, J. B. (2011):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on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Institute for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GIARI), 2011, 1-28. Retrieved from http://mpra.ub.uni-muenchen.de/37506/1/MPRA_paper_37506.pdf
Strauss, V. (2008, February 18). Relentless questioning paves a deeper path.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2/17/AR2008021702206.html
Stroupe, R. R. (2006). Integrating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out EFL curricula. TESL Reporter, 39 (2), 42-61.
Stroupe, R. R. (2013, December). Beyond English: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Pan-Asian Consortium of Language Teaching Societies (PAC) and the Philippine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 Teaching, Inc. (PALT), Cebu City, The Philippines.
U.S. State Department. (2012).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7/194963.htmWillingham, D. T. (2007). Critical thinking: Why is it so hard to teach? American Educator, Summer, 8-19.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Full data ed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3-14.pdf
◎作者:Richmond Stroupe ◎譯者:林錦慧
©Language Education in Asia , 2013, 4(2), 110-121. http://dx.doi.org/10.5746/LEiA/13/V4/I2/A02/Strou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