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李光耀2015年3月29日逝世告別典禮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使用流利的馬來文、華文及英文三聲帶悼念其父，成功地體現了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國之初所推動的「國家語言策略」。為何他特別重視「語言策略」？為何新加坡先以馬來語文為尊，實質上又全力推動「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教育政策？ 1979年以後又為何轉而重視華語，全力推動雙語策略？此一語言政策與其他經建策略之間有何關聯？他在2011年出版的自傳即以《我一生的挑戰一一新加坡雙語之路》為名，詮釋他歷經半世紀的雙語教育政策是如何改變了新加坡。茲分別闡述如下：
建國初期的語言策略
話說1965年新加坡剛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就制定了語言政策法案，其第7條規定：
1. 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及英語文是新加坡的4種官方語言
2. 馬來語是國語，採羅馬字拼音書寫。但是
(1) 任何人皆可自由使用教學任何其他語言，並且
(2) 本條款不能侵犯政府保護與維持新加坡任何其他團體使用及學習馬來語( 國語) 之外其他語言的權利。
因為新加坡是多元種族國家，各族母語的位階一向是引起種族衝突與摩擦的基本因素，華人所佔比率雖然高達73%，但以彈丸之地缺乏天然資源，只要走出新加坡，即為印尼、馬來西亞的馬來民族的海洋所圍繞，而英文則是殖民地祖國英國所留下的遺產，可以與大英國協及世界接軌，英語力不行，新加坡人將難以吸收全球智識、資訊並且和世界做生意。故「語言政策」是隱含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多元策略目標。在建國初期必須實施「尊馬來文、重英文而抑華文」策略，確是煞費苦心，充分發揮了「以小事大」的智慧，但也因此伏下了與南洋大學的語言戰爭。
「英語第一」策略 雷厲風行
不惜關閉南洋大學
2007年一場在台北舉行的全球化人力資本論壇，來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管學院的黃昭虎博士，其演講的主要論點是：全球經濟競爭將會由國家之間轉為城市之間的競爭。目前新加坡不只與倫敦、東京、香港、紐約互相競爭，香港與上海，上海與北京之間都在競爭，大陸已打算規畫11 個大城市群加入國際競爭，台灣未來不能只依賴兩岸合作的策略來推動經濟，也應著手發展城市國際化策略，而城市國際化競爭的核心仍在於國際化人才的培育、招募與管理；這又與語言策略息息相關。
黃昭虎曾參與新加坡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他回憶新加坡推動「英語為第一語言策略」雷厲風行時期，南洋大學自1959年新加坡成為自治領時代即在捍衛華文為主體語文的教育模式，與李光耀展開長達20 年的「語言戰爭」，1980年李光耀激進地要求南洋大學使用全英語教學，遭遇到強烈的反彈時，不惜將南洋大學併入新加坡大學；日後此一「英語為第一語言策略」成功地協助新加坡供給推動東協（Asean）金融中心、會展中心、海空運中心、觀光旅遊、貿易等各項區域運籌中心所需的國際化人才，而沒有任何語言障礙。
台灣80年代錯失的「語言策略」
黃教授也曾經於李登輝總統任內來台，任教中山大學，並為經建會獻策，當時即直言：台灣要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首要條件，即為借鑑新加坡經驗，推動英語策略，提昇金融人才英語能力，並開放國外金融人才（包括印度人、香港人、新加坡人等）來台工作，共同使用的「職場第一語言」必須是英語，否則貨幣市場操盤人員如何與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接軌？ 可惜當時台灣經濟表現如日中天，不太能感受黃教授建言的重要性。
當時經建會花費美金500萬元委由麥肯錫做了一份「亞太營運中心報告」所提出的九項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包括影視節目製作中心、媒體中心、航空城等，皆功敗垂成，反觀新加坡僅以「語言政策」一貴即能彌補劣勢，持續成功地推動經濟轉型，成為東協區域的經濟首都，又繼續推動產業升級、發展高等教育、培訓、博奕、娛樂、醫療、文化創意等高端服貿產業，都獲得了非凡的成就。
台灣為何錯失良機？主要是仍以OEM、ODM製造業思維，規畫國家經建策略，所需理工人才語言能力涉及的經營層次不高，採用傳統語言教學模式即可勉強應付。若是以文化、藝術、創意、設計、品牌、軟體等高端服務業，必須跨越文化障礙才能領導全球趨勢，則相關人才的語言能力就非現有語言管理實務與語言教學模式所能勝任，目前金管會正在推動金融產業打亞洲盃策略，宜記取以往之教訓，不要低估語言障礙所造成之風險，用心經營語言策略，發展國際金融人才，才可能趨吉避凶。
1979年新加坡大力推廣華語運動
1979年8月7日，李光耀在新加坡獨立40週年前兩天，親自主持推廣華語普通話運動。當時華語普通話( 即台灣稱的「國語」) 是新加坡華人社會中最少使用的語言，而了解福建話( 即「閩南話」) 的人口在華人社會中佔91%，依常理應採用福建話才對，為何是提倡華語普通話？
經過反覆思考研究，李光耀決定以華語普通話為社會標準語言，其理由是：
(一) 新加坡華人社會承襲中華文化，只有華語普通話在中文讀和寫是一致的( 按其他方言讀寫不相合)，因此，為方便繼承中華文化，就要學華語普通話。
(二) 華語普通話是中國使用最廣的語言，要和中國保持關係做生意，必須學普通話。
(三) 大陸文化大革命適於1976年結束，鄧小平經胡耀邦平反後曾於1978年訪問新加坡，李光耀已經嗅到中共即將推動的改革開放戰略，13億人即將翻轉為市場導向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力軍，產生巨大的經濟能量。
此點由《李光耀回憶錄》即可明白：
「像蘇州工業園區，中國沒有其他的工業園，能從它那裡學到整套的制度，而蘇州工業園區，也不會傾囊相授，這有點像功夫大師，總會留下一兩招。
而我們對中國官員，是教授幾乎所有他們可以吸收的東西，但我們知道，他們無法完全學到軟體，包括英語、如何向投資者推銷園區、瞄準投資者的方式。中國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當然他們最終一定可以，但會很慢。他們如何能培養出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類型的官員，熟悉美國的方法、美國的工業、美國的言論等等？而我們的學生，是在哪裡受教育，並以英語作為我們的第一語言。
因此，我不相信，我們會很容易地被取代，因為我們具有語言優勢。事實是不僅僅語言，我們的整個文化是中文和英文、東西方文化兼具的。因此，投資者來到這裡，會感到很舒服。在跨國公司當中，新加坡這個國家，享有不錯的口碑，各級官員、公司高層管理人員，都很樂意到新加坡來。
如果當年新加坡沒有推行講華語運動，就沒有今天的「市長班」了。我們把所有的課程，翻譯成中文，這就是優勢。如果我們是單語的，就無法與中國建立聯繫，他們也會覺得尷尬。在「市長班」，授課的人講標準的華語，有些教授雖然不能說一口道地的普通話，但談話溝通和理解沒有問題。因此，中國來的學員，會感到很舒適。」
亡羊補牢，推動「語言政策及管理」是當務之急
台灣曾為四小龍之首，現在已敬陪未座，國際間已少有人再提四小龍的詞彙。回顧台灣經濟發展史，在關鍵階段被超前了，原因不一而足，缺乏進取的「語言政策及管理實務」，以致於欠缺足夠的國際人才無法成功地向全球高端服務業及文創產業轉型，應是關鍵因素之一。韓國、香港人才的語言力優於台灣是事實，《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更是最醒目的史鑑，特為文以誌，祈能引起各界重視。
◎文：王星威／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常務理事、甯耀南／忠欣公司策略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