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 Jeremy Sykes ◎譯者：游雅如◎審稿： Dr. Liying Cheng
Dr. Andy Curtis
分別於英國約克大學取得應用語言教學的碩士學位以及國際教育的博士學位；目前活躍於線上教育領域，包括執教美國加州阿納海姆大學（Anaheim University），此外，他強調語言教育的領導能力還有高等教育的管理。今年榮任TESOL 國際協會第五十屆主席。
前言
年一度的TESOL 年會今年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從3 月25 日到3 月28 日三天，大會以「Crossing Borders, Building Bridges」為主題進行了相當多場的研討。而不管是甫卸任的華人主席孫以琳教授，或是有印度血統的新一屆主席 AndyCurtis 博士的選出，相信都為今年的大會主題增添了不少說服力。
身為跨文化溝通的專家，Andy Curtis 博士專心致力於全世界的英語教育，他在TESOL Quarterly 期刊以及其他TESOL 相關出版品中皆發表過文章。Andy Curtis 博士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目前活躍於線上教育領域。他也是TESOL 國際協會— 全世界同種協會當中規模最大的— 第五十屆主席，因此，English Career 期刊特別邀請Andy Curtis 博士進行了訪談，以從他對關於英語教育目前情況及未來發展的見解中學習，並與我們的讀者分享他的想法。以下是我們的訪談內容：
English Career 您曾經在香港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的大學教授英語，您是否目睹英語的用法在全球正產生變化？您認為是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
Andy Curtis 英文的使用在全球各地很多方面都正在變化。首先，英語不再被它所發源的國家「擁有」，例如：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因為這意味著英語不再被視為只「屬於」那些國家，並且也不是能被那些國家「賣給」其他國家來賺錢的商品。在今日，英語是被為數眾多的國家「共同擁有」和「共同操作」的。然而，雖然這樣的轉變是正面的，但英語作為「全球商品」的這個概念卻有個反面觀點：語言並不像車子或餅乾等其他產品一樣能夠被製造、販賣以及購買，所以假設學生被看作「消費者」或是「客戶」時，我們需要確保他們並不會被占便宜。英語的購買以及販賣需要以同樣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管理，就和已經落實在其他產品上的消費者保障措施一樣，這樣學習者應知道他們付錢買的是什麼、得到的是什麼。
身為這轉變的一部分，另一個大變革是「以母語人士為標準」（the native-speaker norm）概念的終結。這概念曾主導英語教學界（ELT）好幾十年、甚至幾世紀，但是經過David Graddol 以及其他人的努力研究，已經顯示出今日世界上大約有70% 至75% 比例的口語英文都是來自於一位英語非母語人士對另一位英語非母語人士所出的話。而且，英語非母語人士（NNSE）的數目早已遠勝於英語母語人士（NSE），所以「以母語人士為標準」的概念已經是個用語矛盾。如果今日世界上大多數的英語使用者都是英語非母語人士，且今日世界上產生的多數英語都是在英語非母語人士之間交流的，那「以母語人士為標準」這個概念就不再存在了。現在的標準是被英語非母語人士制定的，因為本質上來說，現在身為英語非母語人士才是常態標準。
這終結了用哪種英語來教導或學習才是「最好」的爭論，例如：英式英語、美式英語、加拿大英語或澳洲英語哪個最好等等，這類問題從來都沒什麼道理，因為並沒有單一一種英式英語、美式英語、加拿大英語或澳洲英語這樣東西的存在，在任一個這些國家裡都存在著很多種不同類型的英語。所以，以地理位置而言，「何種英語是用來學習的『最好』英語？」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永遠都沒有答案。但是現在我們可以暫且說最好的英語是對正和你溝通的人來說最說得通、聽得懂的英語，而在大部分情況下，那個人會是個英語非母語人士。
EC如果要回應這些趨勢，您認為英語教育者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什麼？能否請您點明幾件重要的出來？
AC 如前所說，英語教育者應該停止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試圖找出用來教導學生的「最好的」英語。這樣的想法源自於「最佳作法」（Best Practice）概念受到歡迎的時代，但它是一項錯誤的流行風潮，因為對學習者和教師而言，沒有哪個單一的方式會在任何情況和情境下都是「最好」的。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我一直試著不斷地幫助教師、課程管理者、教育領導者和其他相關人員都遠離「最佳作法」、但朝向「最合適」的概念努力。所謂「合適」，我指的是查爾斯‧ 達爾文（Charles Darwin）使用「適者生存」這個詞的方式；所謂「最合適」，達爾文指的不是如同德國納粹所稱的「最強」，他指的是「最能夠在一個變化的環境中適應、發展並成長」的概念，這也正是教師和學習者需要有能力做到的。
要回應這些改變，我認為英語教育者應該要做到哪些事呢？我相信英語教學界的專業人士必須要繼續努力於自身的專業發展。在我看來，語言教學和時尚界沒有太大不同，趨勢來來去去，但要是教師把時間、精力和資金都投注到自己的專業發展中，這將會對他們在採納、調整以及配合所有迎面而來的新趨勢時有所幫助。對我而言，一個好的例子就是在课堂中使用新科技。教師隨時跟得上新的語言教學和學習科技發展是好事，但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說，他們更需要體會到的是，什麼因素能讓一個「好老師」更好和能讓一個「好學習者」更好，這都並未因科技發展而有太大的改變。
我知道這個觀點在一些教師和課程管理者當中並不受歡迎，他們可能會相信科技在本質上來說是多多益善的，但對我來說，重點不在科技有多新、或是教室裡有多少科技存在，而是在於教師和學生如何使用新科技、如何使用這些工具以達成其他方式無法達成的學習成果。
EC 您很熟悉英語在亞洲是如何教導給學習者的。您認為亞洲學習者在英語溝通能力方面是否應該多一些什麼指導？身處一個在工作及跨文化間愈來愈常使用英語的世界，您認為全英語授課（EMI）、專業英語（ESP）、或是以英語為國際溝通語（EIL）等相關的課程是否提供了學生們未來所需的語言技巧？
AC 我應該首先開始說， 基於我在香港和亞洲別處── 包括台灣和中國── 居住及工作十年的經驗，我看見亞洲的各地區之間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教導英語的。那些不同的方式代表了一個整體連續範圍內的方法論和教學法，從區域範圍內最考試導向的（examination-driven）一端直到最溝通性質導向的(communicatively-driven) 另一端都有。雖然有些考試的確聲稱並嘗試測試考生的溝通技巧，但大部分我所知道的英語考試仍聚焦在像是文法正確性之類的問題上面；當然文法能力依舊重要，但它與溝通能力是非常不一樣的。
在我的著作中，我寫過有關LEEP 的內容，其意為「以考試目的來學習英語」（Learning English for Examination Purposes）；LEEP 已經在很多國家和情境中引導英語教學界（ELT）好多年了，所以看見全世界的英語教學界都逐漸遠離測驗並更進入溝通知識、技巧和能力的領域中是令人感到振奮的。以專業英語（ESP）而言，我曾提出過LEEP 的確能被算作是正當的一種專業英語形式── 因為為了通過考試而學習英語是一個特定目的的好例子！然而，如果語言學習在那裡打住，學習者的能力就會很受限。在專業英語（ESP）中，成長最大的領域之一就是職場英語（Workplace English），也就是專用英語（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因為國際公司逐漸擁有多語言、多文化的員工，在這樣的環境下英語可以當作共通語言。
關於全英語授課（EMI）的爭論仍越演越烈，兩方各有熱烈的支持者與反對者。舉例來說，英國文化協會在印度舉辦了一些關於EMI 的線上會談和當面會談，我有受邀演講。我的立場是，當EMI 運作良好時，它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學生會學到很多內容知識和語言；但當它運作不好時，它的效果很糟糕，最後學生在授課內容和語言上都學到很少，甚至根本沒學到。
我相信這最終是涉及到起初的教師訓練，如果英語教學界的專業人士有被教導EMI 的相關種種，如有關的人、事、時、地、物、如何以及為何，那麼它就會是個好的教學法；如果沒有，那它就會慘烈地失敗。
EC 有些學者和商業領袖認為「語言障礙」可能會對全球工作環境產生問題，不只是當員工不會講彼此的語言，也可能因為他們說的是不同種類的英語ESL，您認為這是真實的現象嗎？您會怎麼建議教師或語言管理從業者以減少語言障礙的問題？
AC 「語言障礙」一直都存在。舉例來說，根據聖經，在創世紀時上帝「混淆了整個地球的語言」以阻止祂的人民建造巴別塔，由此誕生了「牙牙學語」（babble）這個英文字。這個世界如何演變得擁有這麼多語言，很多文化都有類似的故事，但不論理由為何，人類種族一直都有不同的語言，再多或再少的英語為國際溝通語（EIL）或英語為通用語（ELF）都不能改變這件事。但儘管有成千上萬的語言和方言，人類一直都能使用語言進行商業行為，所以，職場上有不同語言似乎並不阻礙這麼多世紀以來全球化的傳播。
以國際化、多文化和多語言職場中的語言障礙而言，教師和語言管理從業者可以幫忙減輕或至少緩和某些溝通失敗的負面效果。舉例來說，他們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語言、文化和身分間的關係，越過語言學來表現出文化對於塑造我們的想法的重要性，例如文化之於禮儀。
即使某人很精通英文，假設他們行為上似乎很粗魯或沒有禮貌的話，那麼他們有再優異的英文程度也不會阻止溝通的破裂，但我認為這是雇主及政府需要帶頭做的，而非語言教師了。
語言教師可以發揮影響，但是我們只能做這麼多。就某方面來說，如果雇主和政府想要有兼具效能、效率的多文化與多語言工作環境，他們需要投入相對的投資，以確保種種必須要的語言訓練是可取得且可被負擔得起的。員工需在日常的工作時間內即獲有餘裕時間來精進語言能力和文化技巧，而不該在私人時間，或在冗長忙碌的工作日之後，還被要求進行這些事，因為那將會限制他們在語言學習上所能付出的時間和精力。
EC 如果您有力量改變世界，您會給予高等教育機構什麼樣的建議，以幫助其更新並改進與TESOL教師培訓相關的管理系統與優先事務，尤其是在考慮到目前全球英語使用的趨勢之後？
AC 「如果您有力量改變世界……」多棒的問題！不幸地，我必須誠實地來清楚說明，即使身為TESOL 國際協會的主席，我能改變世界的力量很有限。藉由協會執行委員會、我們的董事會，和華盛頓辦公室很棒的員工團隊所有人的支持，我們正在使英語教學界變得更好，我們每天也正在幫助以及支援全世界的英語教師；但令人難過的是，我做的事並不會改變這世界！然而，我的確很喜歡泰瑞莎修女的想法，就是「我們常常無法做偉大的事，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些小事」。
為了幫助大專院校更新並改進TESOL教師訓練，我會給他們的第一項建議是：要更好地照顧你們的英語教學專業人士！在他們早期擔任職前教師的日子，所屬機構應該確保這些教師受到完整訓練，並且被指導、輔導和支援；在他們中期的職業生涯，機構應該繼續投資在正在工作中、在職的教師身上，以便他們能持續學習；晚期時，機構應該找出把最資深教師共同知識和智慧傳遞給下一代的方式。當然，有很多事情是教師本身就可以作到的，無論是獨自或與他人一起完成這些不同階段的培訓，但要是沒有他們所處的大專校院機構支援，老師們會感到不受支持或重視。
生活在資訊超載的年代，伴隨新科技成長和無線裝置的傳播，教師的角色正在改變。我個人描述這現象的方式是，我們正從「教師知道何事」（teachers knowing what）邁向「教師知道何處」（teachers knowing where），這是指從前教師被期望要知道所有學生問題的答案，也就是我所說的「知道何事」；但現在多虧了網路，我們都受到資訊超載之苦，答案隨處可見，所以現在教師需要知道在哪兒能找到正確答案，即「知道何處」；而且大專院校也需要幫助新一代的教師在自己的角色和責任內理解這些科技導向的改變。
EC 身為TESOL 國際協會的第五十任主席，您對於TESOL 的未來有何觀點？考慮到您對前述問題
所提出的趨勢，是否能請您談論TESOL 在近期支持或推廣的新英語教育政策或策略？
AC TESOL 國際協會正在從事很多事情以便支援全世界的英語教學專業人士，細節可在我們的網站（www.tesol.org）上找到。因為有太多可描述的地方，我只聚焦在我一直稱之為「把TESOL 帶到全世界」的這點，近期有力的例子是以下事實：我們首次在將近五十年的協會歷史中，於今年4 月24 和25 日在印度舉辦了有史以來第一次TESOL 活動，其主題是「課堂上的小改變，可以是教師的大助力（Changing Classrooms, Supporting Teachers）」，這場活動是與所屬美國國務院、位於新德里的地區性英語語言辦公室(Regional English Language Office) 以及位在昌迪加爾的地區性英語學會（Regional Institute of English）攜手合作而成的，而我也是第一位有印度血統的主席。印度科學院（The India Academy）是以六場10小時的工作坊為基礎，每場有180 位參加者報名，每場工作坊平均有30 位教師，這使得教材能以一般會議安排所不可能做到的方式進行深度探討，舉例來說，一個人可以在10 小時內參加十場不同的工作坊、由十個不同講者主講，因此TESOL 的研究會（academy） 是為教師創制機會對特定主題提供深度、透徹探討。
想把TESOL 帶到全世界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知道很多協會成員都為了各種正當理由，像是工作相關、簽證相關和其他理由而無法參加這年度會議，所以如果他們不能來加入我們的年會，我們就要走向他們。為了這個目的，協會正在籌劃幾個2015 和2016 年的研究會、專題討論會和地區性會議，並將前往越南、墨西哥、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相關的細節可在TESOL 協會官網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