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OL（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nc.）新任主席孫以琳，以自己的亞裔身份，以及對中西方教育的了解，與讀者分享她為TESOL 規畫的藍圖。English Career雜誌有幸專訪到這位首任以亞裔女性身份擔任TESOL主席的英語校學界專家，希望透過她的觀點，以訪談問答的方式幫助讀者一窺「英語教學如何從全球化演變為著重在地扎根？」、「母語在英語教學課堂中何以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非英語母語國家落實全英語教學」等相關議題之看法。
EC：本刊近六年來現場直擊採訪TESOL年會，觀察到全球英語的興起。身為亞裔背景，又是英語教育專家的您，對此現象有何觀察與看法？
孫以琳（ 以下簡稱孫）： 我覺得現在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在地化（localization），特別是在亞洲，我們是在看區域和全球整合（regional and global integration）。但是現在亞洲各國關注的焦點是區域化。
在去了幾個國家，參加過幾場年會之後，我發現現在各國專注的課題是：「當地的英語文課程該如何設置？」、「教學方法又是如何？」、「該如何制定英語文標準？」等等。
關於「全球化知覺（Globalization Awareness）」是個很大的議題，若想要有具體的作法，還是要延伸到各區域；同時試著思考，當試圖評估學生英語文能力的時候，該用怎樣的標準來評估？正如同今年主題講者之一Larson-Freeman提到的，何謂錯誤（errors）？何謂創新（innovation）？母語在課堂上的比重到底要占多少？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EC：請問這樣的現象對新任TESOL主席的您有何影響？您將會為TESOL帶來哪些不同的觀點？可否談談TESOL未來一年的發展新方向與英語教學新趨勢？
孫：TESOL是一個國際組織，雖然總部設在美國，但是有60%的成員來自各國，所以TESOL還是要將觸角延伸至其他國家。
TESOL應該要國際化，這是我所著重的部分。透過年會與各國的成員有所接觸和互動，將會議的內容帶入在地成員或者全球社群所需的英語教學元素。除了每年固定舉行的會議，我也計畫TESOL可以在各州舉行小型會議。
TESOL的研究是很強的，我們現在也正著手加強TESOL的研究議程（research agenda）。什麼是TESOL研究？事實上，我們的TESOL研究定義了TESOL的相關研究，也進一步強化所有的研究議程。今年，我不希望這些研究相關議程的回顧集結成冊，反之，我希望能夠以實踐及行動（action plan）取而代之。另外，現在有很多年輕學者，我認為TESOL應該要跟年輕一輩的學者有所互動。我希望能夠辦一個以研究生為主的電子期刊（e-journal），藉此提供研究生一個互相交換想法的平台。
明（2015）年TESOL年會將在多倫多舉行，這是繼2000年，TESOL在15年後第一次到他國舉行會議，我認為應該要好好推廣。由於我也曾在多倫多求學，這剛好反映了我自己的成長歷程。
EC：今年大會上頒發President’s Awards給英國文化協會，感謝該協會長期在英語教育所投入的研究與貢獻。隨著全球英語的興起，TESOL和英國的IATEFL未來的合作是否會更加密切？ TESOL該如何維持外語教學的專業領導地位？
孫：我們現在跟英國的IATEFL（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以下簡稱IATEFL） 每個月都有固定的討論會議，身為主席的我，今年也希望能夠與IATEFL 多發展夥伴合作關係，透過合作，讓兩個機構的發展能夠更加廣泛。
EC：您投入TESOL已超過25年，且曾在美洲與亞洲任教，2011年時亦曾以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的身份來台任教一年。可否請您分享，在台灣所觀察到的英語文教學與學習的狀況？
孫：我在2011年以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Fulbright Senior Scholar）的身份來台灣，選擇到台灣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講中文，就好像回家一樣。當時到台灣也是作訓練的工作，因為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以下簡稱Fulbright）有一批年輕的英語教學助教，準備到高雄和宜蘭的小學作協同教學。
在我第一週觀察課程教學時，我發覺教師在課堂上所說的英語會翻譯成中文，彷彿台灣的英語教師是扮演翻譯的角色，但其實這樣的角色分配是不對的。在我提出後，就有很大的改變，是語言轉換（codeswitching），而不是為了翻譯而翻譯，要作語言轉換是要有目的性的。因為課程只有45分鐘，我認為教師應該盡量讓學生直接用英語文學習，等真正需要翻譯的時候再翻譯。
我認為，英語教學在中國大陸還是以課綱為主，以課本為主軸，課堂上由教師自由發揮，有些教師則會完全按照課本教學，而且針對考試來設計教學為主。台灣和中國的英語教學有個相同的問題，那就是欠缺激發學生的主動性，缺乏師生互動的活化教學，偏向重複的填鴨式教育。Larson-Freeman日前談到教學中的「刺激性和重複性（irratations vs.repetitions）」，是我認為台灣和中國的教育都可以進一步思考和加強的部分。
台灣和中國另一個相同的教學課題是「城鄉差距」。我希望教育部能夠提撥經費給偏遠地區，也希望Fulbright能夠派教師到偏鄉教學，因為這些地區非常需要教學資源。
21世紀是充滿變化的世紀，人們需要定義的是：「21世紀人類所需的技能為何？」、「教師想要教導學生怎樣的能力？」、「英語教學的目標是什麼？」我想，英語教學不應該只限於加強語言學習者的語文能力，也應該著重在提升學習者的社會意識，促使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我認為，這是教師應該時時提醒自己的教學終極目標。
此外，「主題式英語教學」也是很重要的，即便目標是在於教導學生英語聽力和口語能力，學生也能從有內容的學習方式下，得知自己的學習是有意義的，而不是一再重複學習，卻不知道自己學習的原因為何。那樣一來，課堂結束後，學生還是不知道該如何應用所學。
台灣的英語教師對於教學都非常認真，也重視自己的專業養成，除了保持這樣的教學和專業學習熱忱，也要懂得與世界不同地區接軌、尋找不同學校和區域的協同教學的機會，像是參與TESOL年會等，都會是英語老師們很好的交流管道。
EC：亞洲地區最近興起一股在高等教育院校推出全英語教育的風潮，請問您對於英語非母語國家推行全英語教育，有何看法？
孫：我認為全英語教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以下簡稱EMI）和全英語學程的學習方法是可以考慮的。然而，關於「母語在課堂上所扮演的角色」之意識，在英語非母語國家中已愈來愈高。教師可以選擇用EMI 教學，特別是運用在專業英語教學（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方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應該要了解學生學習的終極目標為何。
如果學生的學習目標是「能夠以流利的英語溝通」，那麼教師在教學上或許就該將英語視為共通語（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然而，提到EMI 學程，我認為母語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並不是在EMI 的環境中，就應該要禁用母語。
就我看來，EMI學程是可行的，但不是必行的教學方式，落實EMI應該要以學校的資源和學生的動向作為教學設計評估的標準。因此我認為，採取沉浸式教學（Immersion Approach），同時與雙語教學並用，可能會比純粹的EMI 教學更為恰當。
◎採訪：Carol Hsu ◎整理：M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