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若高等教育深受社會需求影響，十年後的樣貌將會如何？在2015年之際，什麼樣的外力將會重塑大專院校？蛻變將以何種形式呈現？
實言之，高等教育在未來十年內可能無法順應廣大社會的潮流。太多沉重的負擔，譬如須顧及的相關人員、傳統的束縛限制、或政治力的介入，均使高等教育無法跟上外界快速變遷的步伐。然而，教育轉型的紛爭仍是大學校長們未來必須面對的議題與挑戰。
若沒有太多分歧與阻礙，未來將有五種趨勢會徹底轉變高等教育。這五種相輔而成的趨勢自然不是唯一迫使大學轉型的力量，但不同於教學研究技術的影響，這些趨勢尚未獲得大眾足夠的注意力。若疏忽了此類趨勢所帶來的重大挑戰， 將會造成高等教育與美國的嚴重問題。因此，若大學能針對此類趨勢提出有效對策，將會是高等教育與國家的福音。
趨勢一：我國的國民年齡改變生命循環周期
人口組成於近世紀已有顯著改變。美國人在1900年的預期壽命僅為47歲，而21世紀的人類已預期可享壽90歲，整整多了40年的壽命！此影響深遠的變遷將牽動人類生活的一切面相。
為了解此變遷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我們必須檢視長壽在不同生命周期裡所扮演的角色。「高齡化人口」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老人，同時也隱含了長壽對不同年齡族群所帶來的影響。
當人類預期壽命較短時，孩童會縮短青春期並較快進入成人世界。在1950年代，人們預期在21歲後就結婚生育並有一番事業成就，在65歲時就能夠享受退休生活。現今隨著壽命的增長，我們傾向延長青春期跟賦予高齡期更多色彩。
在年齡組成上與大學密切相關的是18歲和30歲。過去人們在18到22歲進入大學，接著投入職場、結婚生育、抵定人生的方向，此類模式已蕩然無存。如今學生們持續追求更高深的教育，有四分之三的大學生都顛覆了傳統思維—他們較晚念大學，採半工半讀的方式，有些已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許多大學生已經開始工作，甚至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已是父母。
人們已迅速從過去墨守的成規定律轉向新模式─高等教育將延長至12年且與職場有更密切的結合。這不僅止於青年期的延長，也是生命嶄新的階段。許多父母無法理解，為何年輕人為了尋找最契合自身需求與目標的職業生涯，直到30幾歲才能夠定性。
對年輕人而言，很難在脫離實際情境下做出好的職涯規畫。所幸社會提供了許多檢視抉擇的機會─飲食住所、甚至於擇偶條件。然而傳承的俗成習性─先念書後工作，迫使許多年輕人在尚未有能力前就做出生命的重大決定，更甚者，太晚掌控自己的人生。
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知識經濟下，青年期的延長已不是雇主和大學所能解決的。職前準備現區分為兩部分：教育和訓練。前者為學院和大學負責，後者則為職場和專業訓練者。然此類劃分常淪至成效不彰。許多教學與訓練分離的情形未見改善。若高等教育能在未來十年內順應廣大社會的潮流，我們將可預見整合教育、訓練與職場工作的綜效。
另一群可能協助解決高等教育的財政與人員問題，是55到75歲介於工作與退休的人口。現今許多美國人已提早退休並改變對退休的看法─退休，特別是提早退休，不再意味著完全退出職場，而是尋找工作無法帶來的成就感。熟齡人口嘗試追尋個人成就感和回饋社會的機會。他們在良好的健康情形、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退休，為邁向新的生活契機，許多人回到學校念書。對一些較高齡的美國人而言，懷舊情愫是重返校園的因素。對其他人來說，這是彌補短缺教育的機會；專精於單一領域的人，例如工程師或醫科，會想要重拾錯失的教育。
大學研發人員已察覺上述需求並致力推廣進修課程，以贏得更多社群的經濟資助。然整體而言，退休族群和大學院校尚未達成共識。舉例來說，傳統的大學與研究所課程並不適合較高齡的美國人，舉凡課程架構與時程安排、學分制度，現行的高等教育幾乎在每一部分都是針對剛踏入職場的新鮮人所設計，而非已屆退休年齡的族群。
為拓展觸角，高等教育必須為更多想增加新能力的成人強化既有的課程。在未來十年內學院有極大的經濟誘因驅使，提供熟齡人口更適合的教材與時程設計。倘若大學無法善加把握機遇，將會承受極大的營收虧損。
再者，這類機遇影響高等教育的不僅止於經濟層面，同時也撼動了教育最深層的本質。許多教職員對於產學目標心存疑慮。他們理解多數年輕人進入學校是為了研習能幫助未來發展的技能與資歷，但許多教授厭惡這種現實目的，認為那會降低他們的格調，教授們認定學術形象應摒除任何職業意涵。人類學與社科院的學者特別反對此類以職業為重的訓練方式，歸咎於該領域的實用價值仍有待商榷，也造成他們在高等教育裡的定位與未來相對充滿不確定性。─若教職員能學習適當地回應數以百萬富有且積極求學的熟齡人口需求，高等教育將有可能成為他們渴求的天降甘霖。展望2015年，歷史學者、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文學教授都將能在教導年輕人和擁有豐富人生際遇的年長學生間，找到無限的個人成就感與回報。
趨勢二：美國對科技的日益依賴
我國的命運特別賴於引領科技的全球先驅，我們的強權地位緊繫於此。生產力的提升與經濟需求、改善生活品質和增加競爭力息息相關。我國大學對他國的吸引力也深受科技發展影響。
然而基於各種理由，西方工業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年輕人，並不像其他國家的年輕人那樣一窩蜂研讀科技。以日本為例，66%的大學生畢業於科技或工程學系，大陸則有59%畢業於相關科系，美國卻只有32%。高等教育必須偕力克服學生不想研讀科技學位的障礙。
許多障礙是文化性的，包含了過時的課程設計、合格師資的短缺、課程題材的高難度，特別還有對科技業與科學家不熟悉而引起的負面刻板印象。在一項澳洲的調查裡，受訪年輕人被要求描繪心目中的科學家，許多受訪者將科學家形容成穿白袍、有古怪髮型的人，認定他們都是鎮日鎖在實驗室內、從不尋求任何樂趣的怪胎。另一美國的研究發現，學童認為科學家缺乏社會交際能力、性情古怪且瘋狂。
高等教育自然無法單方面克服上述文化性的刻板印象，仍需藉助政府政策、大眾流行文化和報導科技的新聞媒體的力量。然大學在學生的職業選擇上仍扮演極為重要的啟蒙角色，因學生在此階段正值面臨抉擇的關鍵時刻，也最能接受任何嶄新的可能性。
現行的高等教育卻可能在推廣科技教育上適得其反，許多大學課程設計成趨離人們而非吸引他們加入。科學界自尊為菁英教育，只吸收最優秀的人才，通常多為數學能力傑出之輩。一般認為數學能力的確可能極早顯現並加以衡量，但高等數學只是科技成功因素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對高中並未接受嚴格科學訓練的學生而言，學院常將大學課程設計得太過艱深。同時，大學在科學訓練教育上也較其他領域花費更多。
這樣的篩選過程完全與國家需求背道而馳。因此越來越多的文獻著作鼓吹改善中小學階段的數學與科學教育，修訂成更重視基本概念而非特定事實的科學課程；降低從高中到大學過渡時期的課程衝擊，並奠定每一學術階段必備的基本科學知識。
再者，高等教育可以促使科學對學生更有吸引力。綜觀科學的演變歷史，結合了求知慾、挑戰性、探索權、創始精神、知名度、威望、財富和共治觀念於一身。在其顛峰時期，科學界著名的人物包括有Niels Bohr、Enrico Fermi、Ernest Lawrence以及 Robert Oppenheimer，均在追尋科學的道路上增添極具創意與戲劇性的個人啟蒙色彩。一位追隨Oppenheimer的物理學家David Bohm就曾著書闡明科學交流的重要性。Bohm描述的科學家並非是孤芳自賞、離群索居的刻板印象，而是能夠成為鼓舞年輕人的社會象徵。
若我國在2015年仍欲維持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大學必須在編制科學教育上更為精煉。縱使很多學校已十分擅長推廣自身長處，科學領域的教職員卻鮮少參與其中。但這些科學教職員肩負重責，他們能夠藉由講座、特殊課程、書籍文章等闡明現今科技業的實況。
有些國家為了記錄科學發展引人入勝之處，研發了所謂的「科學論述文」（science “narratives”）。目前已有許多類似的作品─舉例來說，太空梭挑戰者號爆炸案的導因，全歸功於Richard P. Feynman所進行的科學調查才得以揭發真相。美國的每一教育階段都需要更多此類的論述文。
趨勢三：了解其他文化和語言的需求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近五十年，我國仍自負於能夠妥善應對其他國家的文化。然而近期事件顯示我們必須以他人觀點，而非對美國有利的角度來觀察世界。舉例說明：中國和印度已轉型成經濟強權，成為美國的債權國。我們在伊拉克艱辛作戰，主因歸咎於語言隔閡。美國一再因文化歧見犯錯，甚而導致原先可靠的支持者西德也轉為相互猜忌的盟國。
最重要的是，當前美國深陷與激進回教派的意識型態衝突。即便基本教義派僅占全球13億回教徒的少數，他們仍藉由將美國當成代罪羔羊的方式來提升知名度，但我們卻不夠熟悉回教文化以避免這類情形發 生。我們甚至不確定目前面臨的是文明的衝突，或是宗教戰爭、軍事戰役，還是政治／經濟／外交上的衝突。
隨著歲月流逝，美國更明顯的需要大學去教導人們如何應對不同國家的居民。此舉並非要求有知識水準的美國人都得成為文化專家，專家無法預見威脅，因此這種要求既不值得也毫無實用性。其最終目的在於，教育人們在文化認知上應降低種族優越感，賦與國民更謙卑的平等心態，勿以本位主義去評論他國文化，試著以世界公民自居。
高等教育在迎接此類重大挑戰時能有許多作為，甚至在大學時期就能改變人們的思維。在美俄冷戰期間，學科間的關係奠基於了解整體區域國家以及聯邦的各個面向。區域研究的課程帶來相對程度上的助益，特定區域例如拉丁美洲的知識、教學與研究不再被區隔開而有全面性的整合。經濟學家開始研讀文化差異，外交官開始學習建立學校與政治運動，學生也展開新語言的研習。
但當冷戰結束後，專業學科再度占了上風，區域研究漸趨沒落。諷刺的是，正當現今最需要區域研究之際，高等教育內部卻邁向專精化與分離主義的顛峰期。有些人認為全球化減低了地域性的差異，英語也佔了無可比擬的主導地位。但並未有明確證據顯示全球化帶來上述效應。世界仍處於分化狀態。種族國家與宗教的分界可能日益重要。
若大學能夠針對此現象有積極的對策，我們將可望在2015年預見更多區域研究課程。屆時將出現許多研究其他文化面向，特別是回教的新課程，引領我們更了解世上其他文化觀點。語言課程也將因其口語上的溝通實用性而被重新檢視。
研究所階段的應對策略意味者博士教育與國際研究學習的延伸。重新編訂的課程將可以檢視我們的政治、文化、外交以及經濟能力，在處理他國利益上是否能達到有效互利原則。
若缺少了高等教育所提供的廣度認知，我國將會遭受與回教及其他國家文化沉重的戰爭挫敗。文化上的隔離與漠視將無可避免地破壞我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的大學院校自然無法單憑一己之力達到新國際趨勢要求的態度轉變─這是全體文化的共同課題。但高等教育在此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趨勢四：高等教育造成的社會階級流動性日益受到挑戰
我國對於平等與自由的核心價值有背道而馳之意。社會階級越平等，人們就越難隨心所欲突破現狀。但若人們能更自由地追尋自己的成功路徑，社會就越不可能平等，階級也就更明顯。所有現行的政治體系均致力於調和這兩個社會核心價值。
在我國文化中，只要人人享有平等機會，大眾就能接受社會階級不平衡的現象。這正是接受高等教育在國家議題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主因─它是形成美國不成文社會規範的主要機制。然近期有些發展趨勢破壞了該項指導方針。其中一件為高等教育激增的學費與無法及時提供援助的助學金－此現象危及了低收入戶進入大學的權益。另一障礙是我國的12年國教，未能協助低收入戶與弱勢族群應付高等教育的嚴苛挑戰。
貧窮與種族所構成的阻礙已持續多年，但在新興世界經濟體裡，這些障礙代表了新的急迫性。對於早期的美國藍領階級而言，很難相信國家會把勞動市場轉移至中國、印度、墨西哥、台灣和南韓。這些國家擁有更自由的貿易環境，新型的通訊科技與旺盛的企業活力，種種條件均使得缺乏技術的美國工人難以謀生。
即便我們的社會日益減少提供不需技術的高薪工作，高階技術的職缺卻也出現問題。該現象重創了美國的核心價值。我們不能盲目的隨波逐流，邁向受壓迫、不穩定、充滿憂慮、工資無漲幅的勞動市場。
當人們在提出實際解決方案時，所有矚目焦點均集中在大學身上─兩年制和四年制的學院。主要相關議題在於人們的可負擔性和培養新能力。
在新興的全球經濟體下，大學必須改善教育品質以便於提供美國工人重要的新能力，但整體而言大學不太可能會降低費用。再者，隨著風險的提高，學校的著重點將落在達成目的而非降低費用。
那麼來自弱勢族群的學生要如何支付學費呢？大多數父母，特別是最低收入戶，都無法負擔孩子的高等教育。他們僅能維持生活的基本開銷，無力做出必須的投資。地方社區也無法給予太多協助；他們自身就已負擔沉重。國家對每位學生的補助也不斷下降，無望攀升。聯邦政府可能是最終的資源，但高等教育在有多方資源援助的情形下會有最佳表現。
然而還有其他兩種充滿希望的可能性：學生本身和他們的雇主。隨著越來越多學生找到全職或兼職的工作，他們或許能夠利用自己的薪水或請求雇主給予經濟援助，以幫助他們培養工作所需的技能。雇主普遍贊同高等教育，特別對自己的員工而言。到2015年可能會出現新型契約，鼓勵雇主贊助員工藉由高等教育培養新技能。此類契約可能也會要求員工若突然離職，須償還雇主在經濟上的損失。
隨著職場與高等教育的結合，我們也極可能預見高中與大學的更佳融合。Jobs for the Future企業的共同創建人Hilary Pennington卻指出，高中與大學間的過渡轉型相當缺乏效率，並且是時候來改造高中與大學間的關係了。更好的整合能夠協助處理許多層面的問題，例如補習現象、學生缺乏積極動力，以及高等教育不斷攀升的費用。未來州政府極有可能將各自嘗試改善高中與大學間的關係，聯邦政府將採準備金和自訂適用準則的方式進行援助。
趨勢五：公眾支持其他獲取知識的方式
儘管美國人崇尚科學思維和智能取勝的方式可能造成人們的挫敗感，此現象仍代表著大學須留意的趨勢走向。要探討的議題不在於物競天擇是否為演化的自然狀態－無論它是純粹理論或經證實的事實。此類的架構反映出科學家與民眾間對於「理論」這詞彙在語義上的普遍誤解。對於一般美國民眾而言，「理論」意味著「未經證實」。當人們聽見科學家聲稱演化是一種理論，他們會錯認科學家也承認並沒有太多的實質證據證明理論的真實性。
此處探討的議題要比語意學、進化論或科學知識來得廣泛。它涵蓋了真理的本質─辯證的過程與方式。在高等教育中，知識架構和真理的追尋已日益專精和系統化，其所帶來的優點在知識探詢和科技企業的成就中表露無遺。
然而困頓疑惑也開始產生。舉例而言，啟蒙運動的思維彰顯了我國的立國基礎：科學才有真實的依據，其他獲取知識和尋求真理的方式─特別是宗教信仰─都毫無憑據意義。但在我們美國文化中，此現象並未發生。當高等教育在知識追尋的過程中越趨科學化，一般美國大眾卻益趨宗教化，對道德真理更加困惑，在尋找國家與存在意義上意見更為分歧。
社會大眾相信科學不會且不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其他獲取知識的方式也同樣合理且重要。科學家承認他們無法解答所有疑惑，且科學的成功部分端賴於它的選擇性。科學只處理能夠被測量的可知事實。科學也謹慎的避免評斷宗教真理或精神信仰。它鮮少提到生命價值的意義所在。
易言之，科學從自我設限中獲取力量。科學進展僅處理可供量化、實驗和驗證的物質。此舉遺漏了極大範疇的知識和真理。大學院校早已意識到還有其他除了科學外也可獲取知識的方法；人文科學部門強化了這樣的信念。儘管近年來專業知識的成功部分來自人文學科，非科學的知識擷取法已喪失其地位和公信力。
哲學家Hannah Arendt指稱有些領域的真理無法以科學方式辯證，而必須透過交流對話來追尋。在對話交流中，會從各種角度衍伸論證且絕不能受限於事實性知識。但此類追求知識的方法並未在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針對生活中許多充滿情欲性的道德、政治及宗教爭議，有紀律的對話交流會比主宰高等教育的專精方法更適合追尋該類真理。
第五項趨勢的關鍵點在於大眾日益增長的猜疑─國家已經迷失且必須重新回到真理的途徑。以力量和公信度來看，科學與傳統學術知識均無法使國家回到正軌。
我們正經歷一段特別艱辛的校園與社會轉型。在高等教育中，文學藝術、哲學和人類學－非科學性的真理擷取法－已轉為保守姿態。雖然它們仍被視為高度文明，卻已不能成為汲取知識和尋求真理的憑據。然在我們的大眾文化中，專家反倒較不重視科學與其可能性。
美國人渴求宗教性的真理追尋，特別在道德價值觀上。高等教育看似反對甚而奚弄這樣的渴望，卻將自身置於反對主流的聲浪中。除非高等教育對多元獲取知識的管道能夠採取較謙卑且寬容的態度，它極可能面臨四面楚歌且更泛政治化的處境。
身為專業知識的根據，高等教育在未來的數十年內可能必須更主動去辯證、尊重、編纂並澄清科學與非科學性知識不同的長處與限制。至少，大學裡能夠客觀面對且知識淵博的教職員應開始設計針對不同社會層級的課程，以引領學生穿越追尋真理的荊棘道路。如此方能增進社會對學術知識的敬重。有鑑於國家嚮往非科學性的真理擷取法，我們將不意外在2015年見到人文學科的復興，伴隨著全新的動力與信心而來。
受到上述有力的趨勢驅動，高等教育已進入蛻變和轉型的新紀元。此時期也同時為大學院校強化了其重要性與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