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1月，陳英輝教授應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之邀，至印度邦加羅爾參加青少年英語教學研討會（Teaching English to Young Learners, TEYL），在會中巧遇受邀來做專題演講的David Graddol。他以全球化為脈絡，大談英語的未來。陳英輝聽完他精闢的演講之後，更加體認英語文全球化已成為當今重要的議題。受到陳英輝教授的邀請，David Graddol於2013年再度訪台，擔任2013國際專業英語文研討盛會之主講人，而本刊也有幸安排兩位英語學界大師面對面，針對全球化英語進行一段精采對談。
陳英輝教授：這次來台，您提到大學生的英語程度至少要達到CEFR C1等級才足夠應付大學的學術研究，目前台灣正在試著讓大學國際化，像我服務的亞洲大學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但目前台灣各大學遇到的困難點是，不論是大學生還是學科老師們，大多數的英語程度都沒有達到C1等級。亞洲大學有7門全英語授課的國際學程，修課的學生很多是印尼生，他們抱怨老師在課堂上沒辦法好好使用英語授課；同時，有授課老師也抱怨，認為學生英語程度太低、很難教。您有沒有什麼解決這種情況的建議？
Graddol 博士：我想您提到的是一個現在相當普遍的高等教育危機。在高等教育越來越國際化的趨勢下，各國大學皆企圖進入世界的大學排名之內，而國際學生、教職人員的比例、國際期刊上論文發表數量等世界大學排行榜的指標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大家對英語的需求程度。我在香港任教時，班上有一些來自德國、瑞典等歐洲國家的交換學生，透過和這些國際學生一起上課，香港本地生不只英語變得更好，甚至開始以不同以往的視角來看待、談論這個世界，因此我們不可否認國際學生的確可在校園內激盪出正面的學術交流。
然而，許多學校的經營者似乎並不了解，實施英語授課（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簡稱 EMI）並不是一蹴可幾的——學校決定要開始用英語授課，下學期馬上就要老師和學生都配合，這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任務！要能在校園內實行 EMI，就要有投資大量時間與資源的決心。
陳英輝教授：您說的正是。為了解決EMI問題，我三年前開始在暑假舉辦教師研習工作坊，邀請來海外的師訓專家來培養老師們的英語口說、英語學術寫作等能力。一開始只是連續三天的研習，這個暑假則進行了為期兩個禮拜的研討。很幸運地，亞洲大學有能力支付教師訓練的開銷，但並不是每間學校都有這樣的能力。不知道您有沒有其他的建議呢？
Graddol 博士：我想時間是最大的關鍵。如同剛剛所提到，EMI並非一夕之間即可建構完成，必須漸進式慢慢地將英語融合於學科教學之中。舉例來說，許多歐洲國家將英語教育向下延伸至小學，從小培養孩子的基礎英語力，因此在中學階段，這些學生即有能力用英語來學習學科。
另外一個例子是荷蘭的一項教育計畫，他們讓數學老師與英語老師共同授課，課程既是數學課，也是英語課。當然，一開始兩方老師幾乎互不交談，因為他們對於孩子的學習方式存有完全不同的理念；但是透過共同上課，數學老師慢慢理解學生學習語言的歷程，並漸漸發展出用英語授課的能力以及教學策略。但是這方法也需要時間，而且風險不小；如果主導計畫者不能爭取充足的時間長期經營計畫，或是不能引導兩方老師持續溝通，可能就沒辦法達到預期的成效。
陳英輝教授：自2008年過後，這次是您第二次來訪台灣，以您對「語言景觀」（language landscape）註1 的專業敏感度看來，您覺得台灣和2008年時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Graddol 博士：這次來台，我沒有機會好好地走走看看，我能分享的只有這幾天參加研討會看到、聽到的感想。我發現比起上次來台，大家對英語程度的焦慮感更加明顯了，擔心現在大學生的英語能力越來越差。在我看來，並不是大學生程度越來越差，而是大學教育越來越普及，因此大學生的平均程度必定比以往只有少數人能上大學的菁英式教育下降許多，因為基數變大了。
我在英國研究教育發展的歷史背景時發現，從19世紀開始，人們其實對大學生素質不比從前的抱怨聲從沒停過；這並不是因為人就是愛抱怨，他們的抱怨必定是一種社會現象的反射。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條件不停的提高，我們的教育制度的確變好了，老師授課的方式也越來越進步，但整體人才供需條件卻存有落差，因而大家會有學生程度變差的錯覺。這種現象並不只在台灣看得到，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問題。
另外，考試評量在教學上所佔之地位跟以前比起來，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大，因此老師在教學時也更專注在考試項目上，以致於學生對考試外的東西所知有限，這種情形也是造成學用落差的原因之一，使得企業認為學校培養出的學生品質低落。
陳英輝教授：在您的兩本著作English Next和The Future English中提到，中國和印度將會在未來對我們現在認知的英語產生極大影響，也就是說，Chinese English或是 Indian English可能會是未來主要的「英語」，讓我覺得相當驚奇。現在與您出版著作時又相隔了一陣子，您還是認為英語未來會變得不一樣嗎？
Graddol 博士：其實這已經正在發生了，英語已一步一步地產生了變化。我的意思並非指將來大家都要學說中式英語或是印度英語，但，英語絕對變得更加「互相共通」（mutual）了。像是在印度，他們使用一種幾乎連母語人士都聽不懂、非常在地化的英語，但也有一部份人的英語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是非常好理解、容易溝通的。就連英國當地都存有英語使用的不同區隔，有人的英語混雜許多方言、口音及在地文化，有人的英語則比較易懂。話說回來，人們接受高等教育，不就是為了提升自身的語言使用能力嗎？譬如寫出更漂亮的文章、使用更進階的字彙、架構更明確的表達方式等，所以，即便是母語人士，大家的英語程度還是不盡相同的。
然而，雖然英語的共通性大幅提升，但族群間區分你我、尋求認同（identity）的天性卻沒有消失。因此，英語為人類共同溝通語言的同時，英語也將因族群的自我認知而存有高混雜性（hybridity），特別是在香港這個交合著英語、廣東話、中文的「三語」地區，我更能深刻感受到這種英語融合又交雜著當地語言的使用現象。
我記得曾在香港地鐵站看過一個地鐵票的廣告，看板上面寫著大大的英文單字FUN，我當時試圖聯想「樂趣」和地鐵票的關聯性，之後經過香港同事的解釋，我才知道FUN與廣東話「分享」的「分」發音相近。這種同時擁有英文的意思，又有廣東話的諧音效果，又切合廣告宣傳主題的文字遊戲，只有同時懂得這兩種語言的人才會懂。我相信英文在這種「同中求異」的使用習慣下，加上中國、印度，等人口廣大的影響下，未來必定有越來越多人會了解所謂的Chinese English或Indian English。
陳英輝教授：可否分享一些您近年在中國地區英語教育的研究，讓English Career的讀者能透過您的觀察，對於未來英語在此地區的發展趨勢，有更深入的了解？
Graddol 博士：英語的未來趨勢一直是我相當著迷的議題。在我最近一本著作English Process in Pearl River Delta 的研究中，我發現珠江三角洲的企業型態、就業機會、教育程度需求等皆因近20幾年來此地區的經濟快速成長而有了巨大改變。當地勞動人口從初級產業的農業與次級產業的工業漸漸移往第三級產業的服務業，這樣的變化，不但增加了勞動人口的英語溝通需求，也衝擊了鄰域香港職場對英語的需求，依據2003 年香港英語教育及研究常委會（Scolar）的研究，職場大幅轉向對英語至少有CEFR C1程度需求的職缺（如附圖），同時也拉高了當地學童英語教育的要求。而當初從中國內地四面八方大量湧入珠江三角洲求學、就業的人口，如今也漸漸返鄉，並將他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學到的城市生活經驗、價值觀、先進的技術，包括重視學習英語在內等觀念等帶回中國其他發展較落後的省份，整個中國的人力分佈與技能素質就像重新洗了牌一樣，不斷改變，而且越來越進化，也就愈加需要更高的英語能力。
由於珠江三角洲與港、台等地理區域的鄰接性，以及人文、語文社會及經濟結構的關聯性，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台灣英語能力需求及英語教育需求的程度，這是值得進一步觀察並探索的未來趨勢重要議題。
註1 在社會語言學研究上，特別指語言的視覺呈現程度，比如路標、告示牌等，一個地區某個語言的可見程度。
◎記錄：Shannon 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