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莊坤良 ※本文2015年10月25日收件；2015年12月16日經兩位評審匿名審查通過。
莊坤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南加大英美文學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國際處長。現為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喬伊斯研究」、「後殖民論述」、「文學教學研究」和「翻譯研究」等。
同心圓的迷思
台灣學生及專業人士學了多年英文，但在學習、生活與工作上運用英文的能力依然捉襟見肘，信心缺缺。國人雖然普遍閱讀能力不錯，但卻害怕自己發音不夠標準、文法錯誤，因此開不了口。一般人評論英文能力時也以遣詞用字帶有台灣或中華文化色彩為缺點。大家對這種以英美母語人士的英語為標準的認知，根深蒂固。這裡頭有些事實，也有迷思，值得進一步深究。
在全球化的時代，英語的運用更是全面廣泛滲入各個領域，影響全球各地人的生活，英語本身也因為跨界接觸不同語言文化而產生一些必然的改變。英語成了跨國跨文化溝通的共同語言，目前學界以ELF（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也就是通用語稱之。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無人能自外於ELF的影響，特別是它會怎樣具體影響我們的英語學習?國內對這個新興的議題，雖有少數人關心，但尚未引起普遍注意。有鑑於國際間ELF的研究正蓬勃，國內相關的系統性研究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篇文章，希望能針對這個值得開發的研究領域，進行深度探討。
去年，台中某英文補習班老師與學校老師爭論連接詞“and”之前要不要加個逗點，登上了新聞版面。新聞也報導，有某大學教授（非英語科系）批評103學年度國中會考題目不佳，因為遣詞用字不像英美母語人士一般道地。這兩則新聞引起筆者的注意。這種針對英語語法近乎偏執的想像，對所謂正統英語無意識無條件的接受，在在都反映出傳統，以ENL（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為理想教學目標的強大主導力量，但也同時彰顯大家對EFL （English as a Foneign Language）的忽略與輕視。
這篇文章擬從理論與實務兩個面向來探討ELF這個重要的「冒現」（emergent），釐清幾個迷思，導正我們對新時代英語教學的認知，把ELF的觀念納入正規的英語學習，並建立我們使用英語的主體性與自信心。
學語言的目的在哪裡? 語言學習到底是要講得像英美母語人士? 還是要因應情境所需，能夠跳脫嚴謹的英語語法規範，進行有彈性、有創意的表達? 另外，中文到底是學英語的干擾還是助力? 這幾個核心問題，都值得我們關心。筆者堅信學習語言在於建立一套能自如運用的能力，而不在道地或不道地。這種能力可以協助我們在適當情境，做出適當的語言調整，而達到最有效的溝通效果。整個問題在回歸學習者本身，如何建立正確的語言態度，以便能「活學活用」英語來表達自己。因此適應、調整、發明、創造的能力，才是語言的關鍵力量。能夠「挪用」（appropriate）語言，具有靈活應對情境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語言能力。
1985年，伊利諾大學語言學教授Braj Kachru提出著名的「三個同心圓」（Three-circle Model of World Englishes）理論來解釋英語的傳播現象。這個頗具爭議但也影響深遠的同心圓理論， 把說英語的人分成三個圈圈，以英語為母語的英、美、紐、澳等國屬於核心「內圈」（The Inner Circle），印度、巴基斯坦、肯亞、奈及利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前英國殖民帝國家屬於「外圈」（The Outer Circle），其他如台灣、中國、日本、韓國、俄國及印尼等則屬於最外圍的「擴散圈」（The Expanding Circle）。這種分類賦予於「內圈」母語人士一個代表英語正統權威性的地位，而「外圈」與「擴散圈」的語言純正性則依次遞減。根據這種同心圓的擴散理論，「內圈」的人提供範本供非內圈的人模仿學習（norm-provider），「外圈」的人援用發展這種規範（norm developer），而「擴散圈」的人則屬於依賴這種規範的族群（norm-dependent）（Jenkins 15）。換言之，「擴散圈」的英語，先天不足，只能學習模仿「內圈」，但卻永遠不可能學會「內圈」人的英語。這種國族文化優勢所造成的語言霸權，一面凸顯英語為母語（ENL）的主體優勢地位，一面對英語為外語的他者（the other）而言，要達到嫻熟如母語般的英語是個絕望的高度，是個不可能的夢想，是個如後殖民學家Homi Bhabha所說的，「幾乎可以但還差一點」（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的遺憾。這種自我貶抑的「被殖民心態」，變相鞏固了「內圈」英語的主導地位，但也同時彰顯了去殖民的必要性。
時空丕變，隨著英國殖民地的陸續獨立與今日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英語已成國際間最主要的共通語言。學者 D. Crystal說，2012年全球大約有十億人以英語作為基本溝通的語言。但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數，只占全球能以英語溝通人數的1/4。換句話說，說英語的人口中，英語非母語的人數遠超過說英語為母語的總數，而且差距還在急速擴大中。同時，全球化時代語言傳播的模式也有了巨大的轉變。過去從同心圓的中心向外分散（concentric model）的模式也轉變成沒有固定方向的離散模式（diasporic model）。語言因流動而和不同文化碰撞而產生新詞新意，因此探索語言的根本源頭（roots），不如探究它流動的路徑（routs）。全球化帶來語言典範的移轉，用Henry G. Widdowson的話來說，就是從“language distribution” 轉變成 “language spread”。語言的生成從單一中心的分配性（monocentric）逐漸走向多元中心（pluricentric）的發展。傳統的中心與邊緣分野被顛覆，語言的標準權威受到質疑。
今日，三個圓圈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內圈」因全球移民不斷移入而產生人口變化，連帶也產生了語言的多元改變。「外圈」的印度把「印度英文」當母語，這也使得英語成了不同人的母語，而印度的龐大人口，也對英語的發展帶來新元素。更不用說「擴散圈」的中國，其絕對多數的中國英語使用者，更是讓英語作為一種共同溝通語言的未來發展，帶來重要的意義。以上這些人口數量與傳播模式的變遷，預告了ELF的崛起，也改變了我們對英語教學的傳統認知，但也是我們思考新方向的契機。
什麼是ELF?
英語變成全球最主要的共同語言，有許多實際的理由。例如，國際貿易、各種國際社群組織與國際學術會議都使用英語溝通，大學國際學程也採取英語授課，甚至於網路行銷與流行音樂等通俗文化的傳播，在在都強化了ELF作為全球溝通主要工具的事實。以有效溝通為主，ELF 強調的不是你的英文像不像母語人士，而是看你的英語是否流暢，是否溝通無礙。ELF 以溝通為主，它強調英語的功能有效性重於形式正確性（functionally not formally defined）（Seidlhofer 77）。從英語在全球流動的觀點來看，ELF沒有「所有權」（ownership）的問題。嚴格說來，ELF應該沒有所謂的「母語人士」（native speakers），它屬於大家的，也是大家都必須學習的語言。就像Ian Mackenzie所說的：
“Speakers should feel they can express their identities and be themselves in L2 contexts without being marginalized on account of features like foreign accents, lack of idiom, or culture-specific communicative styles as long as they can negotiate and manage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successfully and fluently.” (Mackenzie 5)
我們可以說，語言表達也是一種天賦人權，沒有所謂位階的高下。Alastair Pennycook就把母語分為「先天性母語」（genetic nativeness）與「功能性母語」（functional navtiveness）（Pennycook 195）。換句話說，他認為母語這個概念除了因身分關係先天自動獲取的外，還有一種透過跨文化溝通，累積經驗技巧而達嫻熟表達無礙的母語狀態。前者不能選擇，後者則可以透過學習而獲得。這種論述賦予ELF一個合法的主體地位。
綜觀ELF的應用與發展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個特性：
- 簡單化（simplification）：
ELF的使用指對文法的規範有比較寬容的接受。對詞彙的使用，則盡量使用重要核心的詞彙，避免典故或成語。用典的目的雖在簡化溝通流程，但過強的文化特殊性，反而變成溝通的絆腳石。因為許多譬喻性的表達或言外之意，非母語人士不容易理解。ELF傾向避開繁複累贅的修辭裝飾，因此可「直探意義」的本質，以便強化溝通的目的（Mackenzie 47）。
因為ELF溝通的對象大都是非英語為母語人士，因此發音各異。但發音如果具有相當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就應該受到尊重，畢竟腔調也是文化認同的一部份。ELF的簡化未必簡單化，雖然文法較簡化，但相對的字彙量可能因多元文化的需求而變得複雜。也就是說，有了全球的文化資源， ELF的表達與意涵反而變得更加豐富。因此就英語的純正性爭議而言，充其量我們只能說ELF與母語人士的英語「不同」（different），但絕不能說它是「不足」的（deficient） （Seidlhofer 120）。
此外，有時我們過於重視文法的正確性，反而忘了文法規則也會隨時代修正。人們有一種適應語言的本能，ELF的出現是語言變遷的自然過程，並非有缺陷或不完美（Mackenzie 39）。ELF在形式上雖然會有簡化的趨勢，但其功能並未被簡化。它照樣可以用來表達個人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的生命情調。
- 在地化（indigenization）：
語言因文化接觸與碰撞而產生變異。後殖民英語的發展，各具地方民族特色，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例如，印度人多用迂迴的修辭表達真正意圖，句子多顯得沉重。日本人則喜用被動語態，以貼近日本人含蓄不主動的文化。語言的活力，來自異文化接觸而產生的雜化（hybridity），而這個雜化的過程反而提供一個無限創意表達的空間。根據Sapir-Whorf hypothesis的原則，不同的語言表達不同的思維，所以韓國人講英語不可能不帶有韓國語言文化的特徵，韓式英文表現韓國人的思維及生活方式。他們以英語表達的不是英美母語人士的思維方式，而是他們自己的思維。台灣人說英語理當有相同的現象與訴求。我們說「吃飯」這個詞時，恐怕與西方人有不同的文化含義與社會功能。
換言之，語言的傳播會產生在地的調適問題。語言的學習者並不是被動的接受者，事實上，他們會主動積極挪用英語來表達自我。因應表達需要，許多話語可能來自在地的發明（locally coined）。我們無須排斥這種在地性的特色。在地人民的英語溝通，從照單接受（adopt）內圈英語，然後因應在地語言文化環境的需求，將英語加以調適運用（adapt），最後達到嫻熟自如（adept）的地步。
Henry G. Widdowson說得好:
“You are proficient in a language to the extent that you make it your possession, bend it to your will, assert yourself through it rather than simply submit to dictates of its form…Real proficiency is when you are abl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anguage and turn it to your advantage” (qtd. in Jenkins 195)。
把英語變成自己的語言，為自己所用，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正是學英語的目的，也是英語能力的最佳證明。
- 創造性（creativity）：
ELF除了講求實用性外，也帶有強烈的創造性。語言學習始於模仿，終於創造。創造性表達自己才能走出殖民模仿（colonial mimicry）的侷限，建立自己的溝通風格，才是學語言的精神。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理解創造之必要性：首先，語言本身就具有創造性的特質（intrinsically creative），Noam Chomsky的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之說，主張循一定語言規則，我們可以創造出無盡的語言句子，包括合理與不合理的句子，一些我們日常說寫聽讀的句子，和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句子，都可以被創造出來。
瑞士語言學家Saussure在他著名的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也說語言是langue and parole的創造性組合（creative coordination），隨情境脈絡的改變，我們會創造出因時、因地、因人、因物所需的最適當的語言。因此，語言無定則，會隨情境所需而生。
Barbara Seidlhover在討論ELF的動能時，就舉Bamgbose和Pennycook的說法來強調ELF的創造性。Bamgbose說我們在開發語言的潛力時，會自然採用「創造性的本土化」（Creative nativization）的策略。所謂本土化是指說話者會挪用英語或自己的母語來進行創意表達，以達成某種特定目的，所以他們必須在形式和意義的運用上都能覺得「如在家般孰悉自在」（“at home” in it）（Seidlhofer 96）。Pennycook也提出語言的「展演」（performativity）說法來證明ELF創造性的必然發展。他說語言的展演具有「現在感、真實感和日常性」（Seidlhofer 97）。換言之，語言的發展永遠處在一種「臨界狀態」（liminal），它會在不斷建構與解構的過程裡，創造新詞新意。
創造也是一種「語言化」（languaging）的過程（Seidlhofer 98）。語言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在語言化的過程裡，我們溝通的對象是人，所以人的感受與理解最重要，至於文法是否正確，說法是否道地，則是次要的考量。文法的精準性不如其創意性重要。文法小錯不妨害溝通，創意表達雖不合文法，卻可能有更好的溝通價值。但什麼樣的人才可以有創新的能力? 著名的文學教育學者Ronald Carter 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語言創新不單屬於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它是每個人的特殊才能。」（Linguistic creativity is not simply a property of exceptional people, but an exceptional property of all people.）（Carter 13）。每個人在運用語言時，會從表面字義延伸到隱喻性的連結上，進而創造意義。每個人都有這種創造與運用語言的能力。使用ELF 的人多為雙語人士，說話者的母語與英語的互相影響所形成的文化雜化傾向（cultural hybridity），帶來了語言的動能與生命力。所謂的雙語能力（bilingual） 並不是指一個人會兩種獨立的語言，而是他會針對不同的溝通對象選擇語言，並借助兩種語言的符碼交換（code-switching）來互通有無， 而這種符碼交換的能力是一種可學會的技巧（Mackenzie 153 ）。所以運用ELF，我們正好可發揮中文與英文互相交流的可能，而創造更好的英語表達。
ELF 的溝通論
使用ELF並不是拒絕或排斥「內圈」英語。只是ELF 提供一個比較包容、民主、務實的語言態度， 讓英語可以與在地語言進行有機結合。ELF 的使用者會在必要時摻雜使用在地語言來強化自己的表達， 將英語本土化，賦予後殖民國家鮮明的文化認同色彩。例如，非洲的奈及利亞、肯亞、甘比亞等國家， 或亞洲地區的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國，都有各具特色的英語形態與使用習慣。
好的ELF 溝通者應該會隨著不同的說話情境調整或發明語言，並與受話者共同建構對話的內容與策略。從溝通的本質來看，語言對話會促成雙方調適自己的語用詞彙，以便趨近對方的語用與思考方式。蘇俄語言學家Mikhail Bakhtin 著名的「對話論」（dialogism）就主張，說話者的話語有一半來自受話者身上。也就是說，對話時互以對方為中心， 發話者盡量調適自己以融入受話者的話語之中，受話者也以同樣的態度參與對話之進行，以創造友善條件，達到溝通目的。一個有趣的觀察是: 當沒有母語人士在場時，一群非英語母語人的對話反而溝通順暢。因為使用ELF 的人比較願意合作來推動對話的進行。這些人多採用直接的語言對話，同時他們的多元文化背景與幽默感，能營造祥和的氛圍， 有利溝通（Mackenzie140）。策略上，大家在對話時，可採取「先跳過不談」（let it pass） 的策略，遇到非關鍵性的字眼， 可先跳過不理，因為在後來的對話裡，累積了足夠的情境參考資訊後，這些問題自然會慢慢釐清（Mackenzie 69）。
一位好的ELF溝通者必須具有跨文化的敏感度，能夠快速調整自己適應新情境的能力。文化理解能力可能決定溝通的成敗。例如：中國人敬老尊賢，長幼有序，階級分明，處事謙虛，少公開批評；不像美國人，不分年齡，直呼其名，對話時插話搶話，勇於表達自己。
日本人說 “I will consider it”即是說“No!”。而韓國人說「對不起」，並不代表認錯，只是瞭解情況，抱歉事情發生了（Smith 22-23）。中東的伊朗人習慣讚美對方，嘴上掛著感恩的話，帶著願意付出且拒絕接受回報的姿態；他們少抱怨，常抱歉，看來低下謙卑，但其真正的文化意涵，恐非如表面一般膚淺。例如，計程車司機會「先說不收費，但期待乘客堅持付費，他最後才勉強收下」。西方人經常誤讀這種文化資訊而感到困惑（MacKenzie 147）。
此外，不同文化裡對「死亡」的表達方式也不同。例如，中國人說「駕鶴西歸」，印度人說: “They do not die, but they leave for heavenly abode,”或 “They have a sad demise.”；非洲人說“a person has no shadow” （Kachru 2009: 179-180）。這種來自文化的元素，一一被融入ELF語言的表達裡，形成特色。
這種英文不同於內圈人的“real English”，但這種英語是“proper English”，因為它貼近人的心靈與文化習俗，是最能表情達意的語言（Seidlhofer 120）。這種不同於內圈英文的表達，融合了在地文化特色與語言習慣，反而有利雙語作家的創意發想與實驗風格之建立。Mauranen甚至說，ELF是語言創意表達的源頭，它具有影響英語未來發展的潛力（247）。
挪用與創意表達
創意才是建立英語能力的關鍵。創意表達從那裡來呢? 如何活學活用英文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有「挪用英文」和「挪用中文」兩種「挪用」（appropriation）的策略。所謂「挪用」是一種「不同的重複」（repeat with a difference）。也就是，為達某個特殊的目的，選擇以不同的方式「再現」（represent） 原文。它一方面來自原文，也一方面遠離原文而成獨立自主的句子。我們也可說，它一面模仿原文，也同時顛覆原文，其目的在彰顯一己的溝通意圖。我們可以採取「挪用」的策略，從兩方面來開發ELF運用的能力。一是就近取材，將現有英文經典句子加以挪用來表達我們的想法，一方面可藉中華語言文化豐富的資料來充實我們的英語表達。基本上都是以自我為主體的思維，配合情境的「實用」（pragmatic）取向，都是將英文「在地化」的嘗試。買房子有所謂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的說法，但使用英語表情達意時，則是 “context, context, context”，因為對話時，意義常由情境決定，因此隨情境改變作必要的調整或創新，就成了說好英文的能力指標之一。
以下我針對英文與中文，各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ELF的創造性可能：
- 挪用英文：
1.“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名字有什麼意義呢？一朵玫瑰花，不論叫它什麼，聞起來，都一樣芬芳。
莎士比亞劇本中，羅蜜歐與朱麗葉被家世親情綁架，不能自由去愛與被愛。朱麗葉告訴羅蜜歐說：What's in a name? 名字只是符號，外表是幻覺，事物的內在本質，才是最重要。我朱麗葉愛上你，不是愛上你名字「羅蜜歐」所代表的家世權貴。所以拋下這些表象的重負，讓我們真心相愛吧！把這句話換幾個字，也可以收到乾坤大挪移的效果。例如: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fillet steak/By any other name would taste as delicious.”牛排，管它叫什麼，嚐起來，一樣可口。或是：“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car/By any other name would run as fast.”汽車，管它叫什麼，跑起來，一樣飛快。
這樣彈性修正原文經典，就可以將經典生活化，配合情境的改變，將其轉為我們自己的英文，強化我們的溝通效能。這正是ELF的精神之一。
2.“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凱撒（Julius Caesar），南征北討，成就帝國無邊的疆域及個人歷史空前的聲名。曾大言：
“Vini, vidi, vici”（原為拉丁文。英文的意思為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凱撒這句睥睨群雄，不可一世的大氣魄，叫許多人覺得：有為者當若是。但早上看到學生上課，跚跚來遲，提著一袋早餐，兩眼惺忪，顯然剛從被窩裡爬了出來。吃完早餐，睡意正濃，只好趴下來補眠。下課後，拍拍屁股走人。我仿凱撒的話，嘲弄他們：
“I come, I sleep, and I go.”
一陣哄堂大笑，倒是震醒了不少人。幽默表達也是ELF的重要元素。各文化中皆有其幽默元素，是取之不盡的素材。巧妙運用，可收倍數的溝通效果。
3.“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是英國浪漫詩人雪萊的名詩〈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的最後一句話。居處逆境，心存希望，最壞的時候，也就是最好的開始。這句話送給掙扎在困境中的人，最能振奮人心，鼓舞士氣。我們也可挪用仿作：黑暗來了，光明就不遠了（Since the darkest night has come, will daylight be far away?）。給期末考將近的學生說則可 “Since final exams are coming, can winter vacation be far away?”
4.“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哈姆雷特》（Hamlet）裡，王子哈姆雷特的母親與叔父通姦，謀殺國王。國王的鬼魂回來要王子替他報仇。但這卻是個人間最困難的抉擇：一個人如何能殺死自己的母親，以替自己的父親報仇？因此英文要表達一個兩難的困境時，便會說：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我們可以透過模擬仿效，貼切表達意義。例如，當你猶疑不決，不知是否要去愛某人時，便可以說： “To love or not to lov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或是你想要去看場電影，但是卻被手邊工作困住走不開， “To go or not to go, that is the question.” 便能表達你的心境。轉化英語名句，借力使力，也可以有漂亮的英語表現法。這也是ELF配合情境來強化表達的例子。
5.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me more.”
《凱撒大帝》（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中有兩場精彩的演講。凱撒最好的朋友布魯特斯（Brutus）刺殺凱撒，然後面對群眾演說，說明殺死凱撒的必要性。因其滔滔雄辯，群眾們被其理性訴求打動，乃接受並支持其行動的正當性。隨後凱撒的愛將安東尼（Anthony）也登台演說，他把凱撒的屍體搬上講台，以感性訴求，替凱撒伸冤。群眾大受感動，轉而支持安東尼。布魯特斯的演說中提到，「不是我不愛凱撒，只是我更愛羅馬。」（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 Rome more.）。這句話有一股強烈的張力，使人聽了之後產生一種不得不然的正當性。如果我們把這個句子稍加改動，便可以表達諸多類似情境、不得不然的感情。例如我們可以說「不是我不愛你，但我更愛自由。」（Not that I love you less, but that I love liberty more.），或「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Not that I love my teacher less, but that I love truth more.）。
6.“Knowledge is power.”
英國大哲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說：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大家都耳熟能詳，知識能幫我們獲取達成目的的力量。當然我們也可將這句話前後兩個字對調成“Power is knowledge.”有權力就有知識。正好可以拿來反諷官場怪象：官大學問大。幽默嘲諷，都是溝通利器。只要將西洋經典名句，稍加改造就可以達到ELF所標榜的有效溝通目的
B.挪用中文：
中華文化也是個無盡的語料與語用的資源庫。中文崛起，形成另一種的國力表徵。有關中式英文的爭議最多，需要較多的釐清。中國人的英文說寫，有幾個常見的特點。發音上，長短母音不分，如heat and hit, beach and bitch, mood and hood。摩擦音 /θ/ and /δ/常念成 /s/ and /z/ 。文法使用時，也缺少冠詞觀念，“the”和“a”不分或是不用。很少用假設語氣和被動語態。語法的表現也出現中文的干擾現象，例如: 一般英文習慣把時間副詞放在句尾，但中文的習慣是放在最前面。因此 “We had a good time yesterday.” 常被說成 “Yesterday we had a good time.”。另外中文習慣用「因為和所以」表因果關係，但英文常把理由放在後頭。例如 “She didn’t show up yesterday because she was ill.” 就被成了 “Because she was ill, she didn’t show up.” 英文常說的 “Who is it?” 就被說成 “Who are you?” 這些特點當然與中文的說寫習慣有關。它們雖然不夠「道地」（authenticity），但基本上也不妨礙溝通。
另一方面，中文思想也可以豐富我們的英語表達的能力。例如，中國人愛面子，丟不起臉，死愛面子。面子代表榮譽尊嚴，因此許多中式語彙都與此有關。例如，「丟臉」、「給你面子」、「沒臉見你」、「不知到臉要往哪裡擺」等等。這種中華文化特有的語彙轉化為 “lose face,” “ give you face,” “I have no face to see you,” 和 “I don’t know where to hide my face.” 這些表達在適當及足夠的情境資訊下，也都能達到溝通的目的。台灣人說「沒問題」或「小事一樁」喜歡說 “a small case”，而中國人的「底線」（bottom line）可以是「最低價錢」（lowest price）（Mackenzie 106）。
淮橘為枳，也反映了中華文化的思維如何轉化到英文之中。語言本來就在越界流動的過程中產生必然的改變。我們學英文時，會將中華文化思維方式「自然」融入我們的英文表達之中。畢竟在學英文時，不只是學會英美的語言規範，也自然會把我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融入英文思維之中。
因此ELF的主張，嚴格說來並不是中式英文，而是帶有中華文化思想的英文。這種「挪用」中華文化思想的英文，就是一種所謂「英語語法＋中華文化」（linguistic Englishness+ cultural Chineseness）的策略 （Yang 235）。也就是在語法上依循英語的表現習慣，但在文化上可以多元發展。
我們先來看中文轉為英文的一些例子：
首先從詞彙 (lexical)上來看，英文字裡已許多音譯 (transliteration)的中文字，早為西方接受。例如：Yin-yang(陰陽)、Putonghua(普通話)、Tai chi(太極)、guanxi(關係)、fengshui(風水)、ganbei(乾杯)，這些屬於直接借用。另有一些直譯與意譯雜交的中文詞彙，如running dog（走狗)、paper tiger(紙老虎)、iron rice bowl(鐵飯碗)、Open-door policy(開門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國兩治)、“one arrow, tow hawks.”(一箭雙鵰)、soft landing(軟著陸)、moon cake(月餅)等等，這些說法早已成了大家接受的說法 （Kirkpatrick 211）。
中文裡的成語，言簡意賅，以譬喻說話，以少喻多，頗具中華文化特色。這些語彙如果加以適當轉換，可以衍生出許多有趣的跨文化表達語彙。這種翻譯或轉譯的手法，不是字對字的硬譯，而採用「英語語法＋中華文化」的策略。例如:
a frog in the well（井底之蛙）、a cunning rabbit has three holes（狡兔三窟）、a chicken talking to a duck（雞同鴨講）、to play music to a cow （對牛彈琴）、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鳥）、tears flowing like a dashing spring（淚如泉湧）、one knife cuts it into two（一刀兩斷）、heart turns to ashes and mind cold （心灰意冷）、looking the front and watching the back（瞻前顧後）和to draw a snake and add feet to it（畫蛇添足）。
這些片語句子，都是借用中文成語的英文表達。它們帶著強烈的中華文化色彩，許多的譬喻，文學性很強。如果配上適當的情境脈絡，這些句子也可以達到貼切表達的效果。如果這些跨文化的翻譯可以被接受，那麼它的可讀性與流通性就增高。向中華文化取經，每個人在使用ELF溝通時，都可發揮創意，創造出有利於溝通的文句。當然這種挪用或文化翻譯也是兩面刃。它可以強化非英語母語人的文化認同，但也可能因為背後的文化意涵過於特殊而妨害了跨文化溝通的可能。必須謹慎行之。在某些情境下，註解說明還是需要的。
中國人用英文寫作，首推林語堂，而當代則非哈金莫屬。哈金出身中國遼寧，六四過後留在美國。他以英文寫作，小說曾經獲得許多文學獎項，他的小說Waiting獲得1999年福克納獎。他的故事集Under the Red Flag則獲得了1997年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Ocean of Words獲得了1996年海明威獎。2004年小說War Trash贏得了福克納獎。
2014年最新小說A Map of Betrayal出版，中文譯本剛在台北上市。哈金的許多短篇故事被選入美國最佳短篇故事選當中，也被收入最權威的諾頓版美國文學史（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這些成就代表他的寫作已被主流文學接受，並被納入代表典律的美國文學史之中。哈金的寫作成就值得我們去一窺他的中文血液如何融入美國典律之中。
我初步閱讀，就發現許多有趣的挪用與高明的跨文化翻譯，被他轉化用來表達普世經驗。他尤其擅長把中文思想轉化為經典的英文。茲舉數例，用以證明中文與英文在他手中的流通無礙：
1.“You can’t squeeze any fat out of a skeleton.” 這句話近似俗語說的「老骨頭擠不出油來」（You can’t get blood out of a stone.）
2.“Son of a turtle”和“son of a rabbit” 就是中文的兔崽子和龜兒子。哈金將之直譯，拿來和西方的 “son of a bitch” 對照，但賦於更多的東方色彩。
3.“The three of them wear the same pair of trousers and breathe through one nostril.” 就是中文俚語「三個人穿同一條褲子一鼻孔出氣」。
4.“green-hatted cuckold” 就是「戴綠帽子的王八」。
5.“Let a caged bird fly away.” 是「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6.“He was so corpulent that he had no neck.” 是「他胖得都沒了脖子」。
7.“He had better cut the entangled knot once and for all.” 是「快刀斬亂麻」。
8.“With money you can hire the devil to grind grain and cook dinner for you.” 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9.“That might amount to hitting a dog with a meatball—nothing would come back.” 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10.“The toad is dreaming to catch the swan.” 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上述的例子可看出哈金把中國文化裡的語彙與想法，「翻譯」成生動的英文。這種能力正是ELF所主張的調適與創新的能力。這種作法不應該被看作是單純的中翻英，因為它除了語言的轉換外，還有文化的轉換。從後殖民翻譯的觀點來看，翻譯的重點不在複製原文，而在開放譯文使其具有在地色彩。也就是，譯文具有其文化主體性，它在翻譯的過程裡，會有一種自然的在地化傾向。因此，翻譯在跨越語言疆界時，也會夾帶著文化的越界，其流動會促成語言的落地生根。
換言之，哈金這種帶有濃厚中文傳統的「翻譯∕創作」，為英語帶來更豐富的表達方式，也創造更多的英文可能性，擴大英語言家族（linguistic family）的範疇，增添英語的多元文化色彩。以哈金為例，我們大可善加利用中文的文化寶藏，不必刻意追求「純」英美式的表達，依照ELF精神，在溝通極大化的前提下，大膽創新使用「英語語法＋中華文化」的新英文。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解放的英語，用來表達語言的活力與創新，語言的融合與文化認同」（Kachru 28）。哈金的例子倒是一個有趣的案例。用Jennifer Jenkins的語彙來說，哈金透過「解放」英語，強化語言書寫本身的「專業性」（expertise），他的寫作超越了英語「母語性」（nativeness）的威權而成獨立的風格。
變局與教學因應
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怎樣的英文? 在全球移動這個概念從想像變得越來越真實的時候，我們要如何與世界溝通? 我們需要一種能與世界接軌的對話語言，也需要一種能適切表達一己主體思維感受的語言。傳統英美中心的語言霸權，隨全球與在地的快速激烈互動，正逐漸鬆動。擴散圈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從量變到質變，ELF的崛起預告一個新英文的時代的到來。
面對全球英文的崛起，教師們最大的困惑就是: 「沒有標準， 如何教？如何評量？」這句話反映了英語語言標準化的霸權如何深入人心，成為眾人的潛意識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其實大家都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必須先釐清：「我們需要怎樣的英語？」如本文的討論，我們恐怕不是需要一個像英美母語人士的標準英語，我們更需要一個能進行國際溝通，也能適切表達在地思維的新英文。
語言會隨時空變化與社會演進而在語音、語法、語用、詞彙和拼字上產生改變。特別是在全球與在地互動最激烈的當代，語言中心與邊緣的關係正逐漸位移， 一些傳統權威的英語表達再現模式，也逐漸感受到邊緣力量的影響而產生變化。亞洲的中國與印度崛起，正代表世界文化版圖的重新配置，世界各地英語非母語人士的「非正統」英語也逐漸在許多正式的國際場域通行使用。因此我們有必要以更開闊的態度來正視當代的英語教學。
我們可以從語言特徵的演變來調整我們的教學態度。從教學目標來看，我們的目的不是追求把英文說得像母語人士一般， 我們要強調語言「有效溝通」（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的目的， 我們的教與學都在於協助學生達到這個目的。對於發音， 我們要強調以可以辨識（intelligible）為主，不是追求要像母語人士的腔調。
因為基本上對非母語人士而言，腔調本來就是不同民族語言文化的表徵之一，無須覺得不夠正統或羞愧自卑。至於詞彙的選擇上則多用通用語詞，減少用文化專屬的表達或俚語典故。在語法上則可多用可理解的句子結構（comprehensible）， 不必把時間精力花在艱澀的語法或特例的表達。換言之，我們教學的目標， 不在於對個別的語音、字彙、語法上作精準的要求，但重視整體有效表達的程度。
一般來說， 語言學習必須經過辯識與記誦（recognition and memorization）、模擬與轉化（imi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再現與表現（representation and creation） 等三個階段， 先孰悉語言的基本運作模式，然後透過模仿與轉化的過程，而建立個人表現風格。ELF 的教學也可以參考這個語言學習的過程。Wen Qiufang 就建議把ELF 的教學模式分初、中、高三個階段:
1. 初始階段：
這個時期以熟悉英語母語人士的語言常模為主。模擬母語人士的英語表達方式，並熟悉其文化背景與其語用的共通原則。
2.中階程度：
這個階段學習非母語人士的各種英語表達方式，並且熟習其文化以及語用習慣。這種做法以擺脫英美母語中心的英語思維，強調非母語英語的在地實用屬性與正當性。
3.高階程度：
這個階段可以把學習者的母語文化，適當融入英語文的表達之中。這種高階的表達強調語言與文化的融合與在地性表達的需求，其本質上是一種語言的創新與創意表達。（Wen 87）
學英語不能不考慮其在語言、文化與運用上的不同要求。Wen Qiufang 建議在語言常模的學習上，我們要熟悉母語人士、非母語人士與自己文化所延伸的各種英文表現，以便達到ELF有效溝通的目的。在文化上，熟悉母語人士、非母語人士與自己文化，便可以建立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在實際使用時，因為了解英語為母語的共同規範，也熟習英語非母語人的表達方式，因此可以嫻熟運用這些規則，發展出恰當的溝通策略，甚至於以創意的方式達到跨文化溝通的目的。這種學習模式打破Kachru的三重同心圓以內圈為唯一標準的理論，將內圈、外圈與擴散圈的英語同時納入，並賦於階段性的學習目標。
初始階段重視英語共同規則的學習，中高階段，則把語言的國際溝通與在地表達同時納入。只有同時具有這些認知與素養，才能有效提升語言的跨文化溝通功能。語言的溝通離不開文化的因素。如果我們孰悉英語文化、非母語人士的文化和學習者自身的文化，我們就可以建立跨文化溝通能力。這種能力是建立在三個特性，也就是彈性（flexibility）、包容（tolerance）和敏感度（sensitivity）（Wen 89）。
所謂「彈性」係指熟悉協商的策略，願意妥協，能伸能縮。凡事有大有小，能夠因時、因地、因人、因不同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的應對態度與方法。而「包容」是指避免過於主觀，對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想法，也能秉持同理心和平等對待的態度去面對，自然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而得到理解。
而「敏感度」是指對不同的文化能夠維持一種理解的態度，願意傾聽，移情感受，展現多元思考能力而達到跨文化理解的目的。從語用（pragmatic）的觀點來看，語言溝通涉及兩造之間的互動，因此雙方互相退讓協，才能合作共同完成對話。
對話的內容與方式會隨著說話的情境而改變，因此真正的語言能力必須展現一種所謂的「情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可以根據不同的情境隨時調整策略，以最適當的方式來回應對話。英文好不好，不在他的發音語調像母語人士，也不在他的語彙是否豐富，表達是否正統，但看他是否具有因時因地因人靈活因應的能力。因此沒有最正確的英文，只有最適當的英文。因此能夠活用語言才是跨文化溝通的真實能力。
ELF的崛起，是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需求。隨著地球村時代的來臨，英語作為一種共同溝通的語言，越來越明顯。這種趨勢必然會影響到我們對英語的學習。ELF以有效溝通為主要訴求，必然改變我們在英語教學上的態度。傳統上我們過於拘泥於對「準確度」（accuracy）的追求，反而讓很多人學了英語多年後還開不了口。
但是我們如果一味提倡「流暢度」（fluency）來矯正上述的錯失，則可能又陷入無法正確完整表意的困境。權宜之計，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一種動態的平衡，把重點放在英語的運作流暢度（functional fluency）上，而不是追求像母語般的準確度。也就是溝通時，兼顧語言與文化理解，同時在「準確度」和「流暢度」之間，視情境不同，採取調適策略，靈活來回於兩造之間，以達成溝通理解為目的。
運用ELF 當作溝通工具時，我們的聽力就顯得異常重要。前述我們在「說」英語時可以擺脫所謂內圈標準的權威，以流暢度替代準確度，不執著於完美的發音， 但以增進相互理解的溝通作為檢驗語言能力的標準。一般對話時， 在我們說出話來表達自我之前， 必須先能聽懂對方的話語。
在ELF 的時代，大家的英語口音各自帶有民族特色，它是百花怒放，也是眾聲喧嘩。因此當務之急，教學時我們必須培養一種能夠快速理解多樣口音的能力， 而不能只選擇某單一口音作為教學指標。多元的聽力反而比說的能力，更加重要。
隨著全球化的到來，ELF 已經逐漸成為語言溝通的新模式。我們必須採取分階段來教學，而各階段有各自的目標，不能以單一的內圈標準行之，但也須兼顧通用性，不能以外圈的民族特色而自由行之。完全守舊與完全創新，同樣不可行。在初級的學習， 以建立有共同規範的為準，在高級階段則適度鼓勵創新的表達， 而中間階段除繼續深化基本能力外，也必須熟悉外圈的英語表達模式。總之，ELF 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語言現象，我們也必須以更開放的態度來看待ELF 流通的事實，並跟著調整我們的教學策略與教學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