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Career （以下簡稱EC）：
在擔任TESOL會長期間，您得到哪些寶貴的啟發？
Shelley Wong（以下簡稱S）：
我最大的體認是，全世界的TESOL成員都可以在社會進步以及和平工作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教授英語可以帶來改變的動力。一個相信你、看得出你潛力何在的老師，會讓你願意努力學習英語，在學校有好的表現，進而幫助你的家庭和社群。從社會的層面來看，當我們在探討「誰能擁有知識？」或「知識為誰服務？」這類問題時，英語教學甚至可以成為和平與社會公義的推手。
看到老師以驚人的巧思與付出，幫助在傳統上因為貧窮、性別或種族因素而被排除在教育體制外的學生，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例如，當我前往巴拿馬參訪時，我遇見一群鄉下的老師，他們的班級人數非常多，可用的教材卻極少。但他們十分關心學生，希望學生在校能夠好好學習。有些老師不遠千里搭乘巴士到巴拿馬市參加TESOL所舉辦的活動，因為他們迫切希望能夠提升自我的語言與專業能力，以滿足學生們的需求。
在擔任TESOL會長期間，我拜訪了許多地方，了解到老師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影響學生的生活，為公共政策發聲，使那些傳統上受排擠或被漠視的族群也能受教育。同時，許多學生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仍決定要好好讀書，不只為了自己，也為了他們的家人及社群，這點也令我深受啟發。
EC：在會長任內，您有替自己設定什麼樣的目標嗎？您如何達成這些目標？
S ：我擔任TESOL會長時所秉持的精神是「和平」以及「用行動支持」。我們可以透過許多行動來支持英語教師，還有他們的學生及社群。希望透過我個人的努力，已播下了一些種子，讓大家開始注意並關心英語學習中與社會政治有關的面向。舉例來講，在我任內（2008-2009），TESOL會長獎是頒發給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IDEAS。這個學生團體為沒有正式身分的移民學生發聲，支持他們追尋自己的夢想，爭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些學生來自不同國家，如越南、薩爾瓦多、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從小就跟著父母移民到美國，當他們高中畢業後，卻無法得到工作或旅遊許可，只能生活在被驅逐出境的恐懼中。
在我任內，TESOL 贊助了一個George Mason 大學的和平論壇，而今年在波士頓的大會也有一個和平論壇，對校園秩序的培養投以關注，特別是要改善校園霸凌的問題。對於青少年自殺以及校園暴力的問題，我相信TESOL 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為來自全球不同社群的師生調解衝突，創造對話與溝通的空間。
EC：您認為TESOL組織如今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S ：在我看來，TESOL目前面臨最大的挑戰有兩項：
一、發展有動能和包容性的領導策略與組織文化，融合英語教學工作者不同的文化、語言、和聲音來對抗學校及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與壓迫。
二、 歷史上南與北、東與西的地區劃分，反映出一段哀傷的歷史過往，牽涉到征服、破裂的協定、被遺忘的承諾、原住民 、奴隸制度、殖民主義、與君權統治。而TESOL應如何增加財務與人力資源，使更多會員能更有效、更專業的推動這些地區以及城鄉之間的改變？舉例來講，我們如何加強推動教學課程與資源來保障貧窮地區的英語教學品質？
EC：美國以外的英語教師或教學機構通常把TESOL當成一個美國的組織。TESOL可以如何變得更國際化，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人前來接觸呢？
S ：TESOL已經採取了一些重要的做法，一步步邁向更國際化的組織。我們有Global Electronic Membership方案，英語教學工作者若是來自或合法居留在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低於15,000美元的國家（依據聯合國定義），只需繳交35美元的年費就可以成為TESOL會員；一般會員的年會費則是95美元。同時我們並設立了TESOL大會旅遊獎項，這些福利應該多多讓全世界的TESOL會員了解，鼓勵他們前來申請。
在前會長劉駿任內所設立的TESOL 資源中心（TESOL Resource Center）也是一項重要的發展。 TESOL 資源中心為全球的會員提供合乎各地文化背景的課程計畫、文章、與評量工具。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確保在偏遠地區的會員有更多管道可以接觸到這些資源，同時這些素材必須反映出全球不同族群的知識文化。
EC：那麼，換個角度來講，台灣或其他國家的老師又可以對TESOL做出哪些貢獻，或從TESOL取得哪些幫助呢？
S ：台灣或其他國家的老師可以更積極的加入TESOL分支機構，藉此獲得TESOL的幫助。地區的分支機構如果發展得好，就可以強化TESOL的國際性，這點很重要。唯有與各地產生更多連結時，TEOSL才能改變其性質，成為更加國際化的組織。我想台灣的成員能夠在雙語、雙文化或多語言的層面上有所貢獻，因為美國的大部分研究都還是以歐洲語言為基礎。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面向以及精神內涵上，台灣以及亞洲其他的分支機構也可以有所投注。在和平教育、民主與公民參與、經濟與社群發展、還有永續性等議題上，TESOL需要多加傾聽來自世界各地的觀點及其內在的聲音。
EC：ESL或TESOL領域在過去10年間有哪些轉變？
S ：這個領域的重點已經從以往的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轉移到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批判式讀寫（critical literacy）以及對話教學（dialogic pedagogy）上。大眾對流行文化與人際網路的興趣日漸提升，也更重視如何運用科技來連結世界各地的英語學習者。視覺與圖像變得跟文字一樣，成為溝通的一部分。越來越多人對教室言談（classroom discourse）以及政治與社會背景中的語用學產生興趣。非母語背景的英語教學工作者已經對所謂「母語人士的標準」形成挑戰，而雙語或多語能力也被全球使用世界英語的社群視為一種資源。
EC：您認為英語教學將如何影響亞洲與全球的未來？
S ：因為要滿足多樣性的地區文化需求，亞洲的教師對英語教學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當我們從傳統上以歐洲為基礎的課程朝向多文化、多語言、多文字的課程發展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地發展出的課程，將會使這個多語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具備文化敏感度，對教授專業英語的教師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家對西方文化可能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些學生對來自美國的一切事物傾心不已，但有些學生就對殖民式的態度很敏感，對文化霸權主義也有著批判性的想法。
EC：您華裔美籍的背景如何影響您個人的英語教學生涯？
S ：我是在去到香港學習廣東話以及中國文化時開始接觸到TESOL這個領域的。那是30年前，我在香港一所女子中學教授英語。當時身處在英國殖民地，使我對於殖民主義的不公有了更強烈的政治與社會意識。我開始研讀中國歷史、文化及哲學，也學會欣賞中華料理及藝術。不過，雖然我會講簡單的廣東話，我卻從沒學過中文的讀與寫。直到現在，我還是希望能對中國的語言與文化有更多了解。
EC：您最熱愛工作當中的哪一個部分？
S ：在TESOL，我有機會遇到世界各地的英語老師，他們的學生遍及各年齡層，從學齡兒童到高中、大學生都有，或者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商業、工程、醫藥、法律、建築等等。這些老師身上綻放出十足的創意與智慧，這點總是令我深深著迷 。此外，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能到處旅行，體驗不同的文化。我相信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接觸到許多學生，可以加強我的跨文化認知，這也是我喜愛TESOL的原因。